继地产大亨潘石屹7月向哈佛捐赠1500万美元助学金之后,香港恒隆地产主席陈启宗、集团董事陈乐宗创立的晨兴基金会,日前豪掷3.5亿美元捐款给美国哈佛大学,用以支持该校公共卫生学院的发展,创下了哈佛建校378年以来最大单笔捐款。据悉,哈佛大学拟将公共卫生学院改名为哈佛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

中国人创了哈佛捐赠新纪录,《创业家》杂志社社长@牛文文对此颇感自豪,“为华人高兴,300多年来单笔最大捐款出自华人!”然而,更多围观者对此却持惋惜和质疑态度。网友@chengood的感叹很有代表性——“能为咱自己的国土捐点,让自家的教育也提升上去,让咱自己也有哈佛一样的大学,那该多好呀!”

类似的争论其实早已不算新鲜。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耶鲁大学双料校友张磊向耶鲁大学捐款888万美元时,也曾遭到国内网友的如潮责问。有人早已概括出了类似事件的舆论发酵规律:一边是责怪富豪“肥水流了外人田”,另一边则是反思中国大学为何总是收不到捐赠。

对前者的苛责似乎略显乏力。时评作者郭文靖撰写的文章可能道出了不少人的观点:“无论一个人多么有钱,只要不侵害他人权益,他做不做慈善,在哪里做慈善,他怎么做慈善,都是他的权利和自由。富豪对他们的财产有充分的处置权,他们的善行应该被鼓励。”然而,对后者的追问却是个值得不断反思的话题。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戴建业微博认为,此次捐赠是“捐者有义,受者无愧”。陈氏兄弟中的陈乐宗毕业于哈佛,并且是读医出身,虽最终并未走上从医之路,但是以捐赠感恩母校的教诲和栽培,乃是令人称赞的义举。而正是后半句“受者无愧”,才是不少人拿中国大学与哈佛、耶鲁等校友捐赠较多的世界名校相对比的根源。也就是说,不少人认为,就算有校友捐赠,中国的大学也是受之有愧的。

中国大学究竟愧在何处?

大学之大,不在大楼,而在大师。衡量一所大学的好坏,不在于校园有多美丽,教室有多奢华,而要看其是否真正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较多的大师,看其是否真能给学生以心灵的启迪和人生的引导。之所以“很少有校友主动给母校捐赠巨额善款,即便有一些校友给母校捐款,也多是在校庆时被动、被迫给母校捐款,而且数额普遍不是很高”,时评作者张立美认为原因之一可能是对于很多中国大学毕业生来说,大学几年教育对自己的成长、成才帮助并不大,因此很少有大学生对母校有深厚的感情。反观哈佛,@菏泽巨野县法院赞其深知今日的教育水准就是明天的回报标尺——名校培养名人,名人回馈名校,良性循环,相得益彰。

感情不深、收获不丰,仅仅是不愿捐赠一个方面的因素。但是,中国也不乏深深感念母校在人生最美年华给予力量的毕业生,之所以不常以捐赠的方式表达这种感恩,恐怕还有另一种更为现实的考量。

网友@郭起闻说,捐到哈佛,促进的是整个世界教育的发展；如果捐到中国,很可能只会引起国民的一片哗然,紧接着就是关于资金去向的大讨论。这种怪象听起来似乎很荒唐,却道出了人们对于中国大学对捐赠资金使用和管理的忧虑。

在美国,当捐赠者向高校捐款时,他们有权决定如何使用捐赠资产所产生的收益和基金。捐赠资金每一笔款项的使用,都会明确地对外公布详细账目,使捐赠资金的使用透明化和规范化。而且,相关基金的管理也是由专业的投资委员会或投资管理公司来操作,这就保证了资金的回报率。同时,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还制定了一整套法律法规及其配套措施,通过减税的方式鼓励对高校的捐赠。

相比之下,中国高校基金会仅要捐赠人慷慨解囊,之后资金流向大多由主管单位决定,捐赠人的意愿难以得到完全尊重。近些年频频出现的高校腐败,更让捐赠者担心善款流进高校一些人的私人口袋,让人无法放心捐款能得到有效利用。中国高校基金会的管理人员也多为行政人员转行,缺乏专业投资知识,往往很快就会坐吃山空,只能等米下锅,这是捐赠人所不乐见的。

网友@不喝不喝又喝了的评论可谓一针见血,哈佛得到的这笔最大捐赠,狠狠地打了国内高校体制一记响亮的耳光,“体制不改革,永远只有干瞪眼的份”。其实,这种尴尬,何止存在于高校?如今很多中国富人放弃国内市场,带着大笔资金去国外投资,原因也与此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