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经济学家张维迎这样提出了“语言腐败”问题：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大量词汇，基本上都腐败了。比如一些政府部门，它讲的是改革，实际上做的事是反改革。语言腐败的严重后果是什么？就是它使这个体制变得高度的不可测。

这里，经济学家想表达什么，其实我们大致还是懂的。一些政府部门说的和做的不一样，失信于民，使执政伦理及体制品质都变得模糊起来。这个后果当然不是社会所需要的，但将其归因于“语言腐败”，或是打错了板子。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沟通交流的工具。工具本身没有优劣之分，只有是否适用对路之别，浩瀚的词汇和无数的造句方式摆在那儿，就看使用工具的人怎样选择。不同的选择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但成不在工具，败也不在工具，人的实际行动才是根本的决定因素。

改革这个词很正面很阳光，讲改革没什么不好，哪怕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都无可指责。问题在于，所作所为是否与改革目标一致。如果改革只是一种语言表达的时髦，一种收拾人心的策略，一种回避矛盾的套路，而改革的内容不过虚晃一枪，甚至实际做的事是反改革，那这样的改革就毫无意义。显然，这不是改革这个词导致了伪改革、反改革的恶劣后果，而是主导改革的人出了问题。也就是说，执政伦理的扭曲、政治诚信的缺失，是人的腐败，而非语言的腐败。

社会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大量词汇，本身也是干净明亮至少是中性的。比如，拆迁、息访、城管、ＧＤＰ、市场化、土地财政、改善民生、创建投资环境等等。城市要建设，不拆迁行吗？经济要发展，谁能轻视ＧＤＰ？稳定是办一切事情的基础，平怨息访当然少不了。可一旦脱离了健康轨道，侵害了国家根本利益，有损于人民福祉，这些原本需办、应办的实事好事，就会办成一般意义上的腐败之事。在这里，依然是主事人的错误或腐败，而非语言之错或腐败。

按张维迎的逻辑，贪官们百分之百都有“语言腐败”。原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高勇的“三盆水”说得多生动啊：“一盆用来洗头，保持清醒的头脑和与时俱进的思想；一盆用来洗手，拒腐败，永不沾；一盆用来洗脚，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当成克杰在央视上心有悽悽地感叹“想到广西还有７００万人没脱贫，我这个当主席的是觉也睡不好呀！”有多少人为广西人民有这样的好官而欣慰？不幸的是，一面是感人的豪言壮语、爱民心声，一面是疯狂的腐败——但即便如此，我们同样也没理由，让他们曾经的精彩语录为自身的腐败背黑锅。

对语言的运用与鉴别，先贤们早有一套实在的标准。言无善恶，重要的是发乎心、达于诚；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所谓听其言，观其行，就是说什么、怎样说可以由你，对我只是过耳风，关键是眼睛一定要紧盯事实，要一眼不眨地看清你到底在做什么，是言行一致还是口是心非。张维迎的良苦用心或许在于引起社会警惕：一套靓丽动听的话语体系背后，容易滋生严重的腐败问题。但实际效果可能是，专注“语言腐败”会一定程度上转移人们发现实质问题的视线，使腐败的复杂成因更加游离不定，让高举的反腐利剑无端又生几许迟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