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27日开始审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此次刑法修改的重点之一是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草案拟对集资诈骗罪等9个罪的刑罚规定作出调整，取消死刑。现有的适用死刑的罪名一共是55个，这9个罪名取消之后，保留的死刑罪名将减至46个。

慎用和逐步减少死刑，是近年来我国司法和立法实践中一个越来越显著的趋势。2007年1月1日，在中央的支持下，最高人民法院将死刑核准权从各省收回，死刑立即执行的数量由此得到大幅度地下降。2011年5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取消走私文物罪、走私贵重金属罪、盗窃罪等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这是在1997年颁布新刑法以来首次出现的削减死刑的立法例。

三年来削减22项适用死刑罪名，几乎压缩了三分之一的死刑适用罪名，这无疑是颇为值得关注的。一系列有条不紊的改革举措，以死刑为标志性代表的重刑的淡出，指向的是一部更加“克制”的刑法，这种变化趋势无疑是法治的进步。

刑罚在法律实践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严刑不等于苛法，法律的核心并不是重刑，强化法治的意义更不在于用重典。事实上，法律的权威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罪、刑相适的基本原则，而这一原则的践行与社会的发展和观念变迁密切相关，这意味着，法律本身并非一成不变的金科玉律，而是适应时代处于动态中，与一个时代人们对公平正义的基本理解相适应。

在法制史上，有些曾经的罪名到了今天可能已经不再适合以违法视之，而一些特定时期被视为“十恶不赦”的罪行，也有待新的评估。这样的现象普遍存在，法律对此需要做出及时的反应，以适应和调整新的社会关系。在刑罚适用上，一个总体的基调是，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演进，刑罚的使用朝着更谨慎、更严密的方向发展。

一定程度上，重刑主义的迷恋情绪仍然是存在的，甚至有着不小的影响。传统社会有着深厚的重典主义传统，至今，一些人身上弥漫着对重刑主义的留恋之情，不少人寄希望于法律以“杀一儆百”的严苛手段打击、震慑犯罪，迷信重刑的强大威力，甚至笃定唯有消灭肉体才能根本上铲除罪恶。

对重刑主义的理想化是值得警惕的。从历史经验来看，法律过多使用重刑的结果，往往不是对犯罪更加有效的遏制，反而会引起民众不适乃至反感抵触，制造社会的紧张气氛，甚至法律或将处于一种被利用的危险境地。重刑主义一旦泛滥，一切社会手段，都将向法律无限倾集，法律容易变成一种制造威慑的工具，难免偏离正当性。

法律承载着维系社会公平正义的理想与责任，公正永远是第一位的。因此，如果将社会问题引起的负面情绪倾注于重刑，指望重刑来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也只能是一厢情愿，而且代价更大。告别刑法的重刑主义，不能够再有留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