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郑州市民在地铁站服务中心充值时，被工作人员告知最低须充值50元，且也只能充50元或50元的整倍数。而郑州地铁“低消”并不是个例，在广州、长沙、武汉等多个城市的地铁站服务中心充值都须50元起。（11月6日新华网）

面对市民对于最低消费下“霸道”的定义，郑州市地铁运营公司表示此项规定是“为了减少乘客充值的频率，节省乘客时间，为更多乘客提供充值服务。”这样的解释听起来很美，似乎是从乘客角度出发，以人为本的措施。但仔细一想，充值额度和充值频率要是真正便民，为何不让乘客自己来做主？现在市民大呼此举“霸道”，难道不是对地铁方回应的最好辩驳？

一方面，这种形式的“便民”是有死角的。由于生活出行方式、乘坐地铁的频率人人有别，上班族们一天几趟地铁少不了，但是不少市民日常乘坐量少，假如认为并无必要充值过多，这种想法需要值得地铁公司尊重。更为尴尬的是，有市民身上带不够50元，那充值也许就只能成为一种“触不可及”。地铁公司只有在充分考虑到各类乘客的需求，才能称得上便民又惠民。

另一方面，与餐饮业不一样的是，地铁作为公共服务设施，设置最低消费门槛的霸王条款，显得更站不住脚。地铁享受了公共财政的补贴，就应该以公共服务的基本属性作为服务宗旨。而且，充值是乘客预付的支付手段，意味着地铁方面在未提供服务之前就已经对乘客收费，从而增加自身的资本收益。从这个角度上看，此举更是带有逐利色彩，损害了地铁服务为上的公共形象，让地铁的服务形象降分，表面利己，其实后患无穷。

因此，这些实质并不便民的消费规则的制定，如果像餐厅最低消费问题一样喧闹多年而不决，“服务为上”就只能沦为口号，消解的始终是市民对公共服务的信任。只有给予市民选择消费方式、消费额度的权利，才能促进其与公共服务的互动，达成共识，才能共成长。（雅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