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日上午，云南昭通市鲁甸一中的教师集体走上了操场，无人上课，“要求解决问题，求个说法”。校方发布及记者采访的信息显示：因前段时间一高中老师被学生当众羞辱，以及初中一历史老师遭到4名学生殴打而眼眶骨折，导致该中学老师人人自危，集体休假不敢上课。截至当晚，教师已复课，打人学生已道歉并受到处罚（12月27日春城晚报）。

从私下的人格蔑视，到公开的语言羞辱，再到悍然挥拳围殴；从中高考越来越多的孩子不愿填报师范类、“不想当老师”，到教师群情激愤集体站上操场要说法——只要对当今校园新闻稍有留意便不难知道，鲁甸一中这起“学生打老师”事件绝非孤例，只不过因此而激发老师集体罢课的情况尚不多见罢了。此际，说什么尊师重教，提什么“学高为师，行高为范”，不是反讽，便是侈谈。倘若连自身人格尊严乃至人身安全都无法保障，还怎么强调“无论如何也不能影响了孩子的学习”？孩子的尊严若无保障，育出的只能是奴才而非人才；同理，老师的权利和尊严若回不来，孩子的学习必定受影响，即使勉强维系课程进度，充其量也只能育出“精致利己主义者”乃至“白眼狼”。

从体罚学生，到“体罚”老师，我们的教育如同墙头之草，在两种极端状态中作“跷跷板”式的摇摆，在确立健康师生关系方面越走越远，却迄今未能摆脱片面、引入理性、构就和谐。

那么，“不准教师体罚学生”的良好初衷，何以结出“放纵学生辱骂殴打老师”的苦果？那是因为，只强调“教师不准体罚学生”和只强调“学生必须服从老师”，骨子里是一样的东西，都叫做“极端化”——片面强调谁比谁更需要保护，把师生关系定位于此消彼长、彼此对立，“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甚至奴役与被奴役，而非互敬、互谅、相容，缺失了对每一个生命平等、双向的尊重。

反对“教师至上”，不该演变成“学生至上”（若对这四个字有异议，不妨设想一下，今天，假如是老师把学生打进医院，会是什么情况）。二者都缺少了一样最重要的东西：生命至上，人格至上。同时缺失的，还有守法明礼的基本准则，乃至人与人之间起码的温情。而对受教者不严管、不敢管、不去管，与对育人者不重道德、不重才识、不重待遇一样，都是一个民族自毁未来的最佳捷径。

据说，刘墉曾如此点评：今天有多少孩子，既要美国式的自由，又要中国式的宠爱，却没有美国孩子的主动，又失去了中国传统的孝道。然而这批孩子进入社会后，既要美国式的公司福利，又要中国式的铁饭碗，却没有美国员工的自律和中国传统的忠诚。此语正中教育积弊，无论是否出自刘墉，都值得深思。教师、学生乃至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该牢记：没有担起你的责任，就别伸手要自由；没学会尊重别人，就没资格一味要求别人尊重和忍让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