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前，陆勇确诊患上慢粒白血病，食用瑞士诺华公司生产的格列卫，一个月一盒23500元。但药价实在太贵，2004年，陆勇意外知道印度仿制格列卫一盒4000元，现每盒200元，于是自己买来吃，一头帮病友提供帮助，一头还帮着印度企业打理在华药款账户。但因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近日，陆勇被捕。（12月18日《南方周末》）

从技术上讲，癌症患者一般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服进口药或靶向药物，要么进行常规化疗。前者可以有效延缓病情发展，对身体损伤较轻，而且比如白血病患者必须服用格列卫等两种靶向药，是很多人唯一的选择，但是它的价格昂贵且没有纳入医保报销范围，个人几乎无法承受；后者虽然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个人只是承担部分费用，但对身体的损害很大，一般人根本无力承受。也正是基于此，尽管网罗国外仿制药有假药风险，甚至是一种违法犯罪的行为，但很多人依然铤而走险。

因为对于重症患者来说，即便其违了法犯了罪，进行强制性执行也多了难度。在这种情况下，与其不遗余力去强调法律的刚性与权威，频繁实施查处、打击假药制售，禁止海外代购抗癌药行为，不如改革药检药监制度，从现实的需要出发，给“救命需求”一条通道。

瑞士诺华公司生产的格列卫和印度仿制药，价格差异如此大，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诱惑，也应当成为公共政策和行政监管的考虑范畴。在印度生产的合格仿制药，只是因为没有被审批就成了法律意义上的“假药”，为何不进行审批而放开市场？既然国际市场药品中有相对廉价、进口药入市的审批问题出在哪？重要的是，相比于化疗的花费和损害而言，为何没将靶向药物作为政策选项？种种问题都证明，网购“假药”犯罪的背后，其实都有难辞其咎的制度原罪，一方面是制度层面的缺失，比如没有将抗癌和治癌药纳入医保范畴，另一方面则是公共政策的低效。重普及轻大病，重治疗轻预防，重救病轻保健，可以说是既有医保等公共政策的最大缺陷。

产什么药由工信部管，卖多少钱由发改委管，药合不合格由食药监总局管——“九龙治水”之下，药品要么降价死，要么则是品种让人眼花缭乱。“法律到底是意在保护受害者，还是审批权”不仅是经济学家之问，更是公众之问。因为“网购假药”式犯罪，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经济和民生问题。再严格的检察官，在强调“法律应该惩治犯罪”的法定原则之时，需要面对合理性的问题；同样，密切联系民生的食药监管，若背离了规律和常识，它的法定权力和审批制度只是为造福民生设了更高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