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载，酝酿近8年的《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条例(草案)》正向社会征求意见。草案提出，拒不避让或阻碍执行急救任务的救护车通行，将按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最高可拘10日。

私家车拒不避让，救护车阻塞不前，此般情景公众并不陌生，甚至发生过由此酿祸、致人殒命的事情。既有前车之鉴，北京版的新规，自然获得广泛支持。“拒让救护车最高拘10天”，如此严厉的惩戒力度，远非扣分、罚款等处罚手段可比。的确，对于形塑公民行为习惯，法律的作用不可或缺。可这一切的发生，却也是需要前提的！私家车主会否因为畏惧严惩，而主动给救护车让路，或许还有待观察。

显然，法律若要产生普遍而真实的约束力，离不开严格的案例示范。这也意味着，只有拒让救护车的私家车主能够无一例外地受到严惩，才能真正建构起“新规定”的权威和现实效力。而要实现此局面，无疑要有一系列的辅助条件。比如说，恰当的权力动员，必要的技术准备，以及足够有效率的执法过程等。

换言之，针对拒不避让救护车的私家车，职能部门最需考虑的现实问题在于，谁来举报、如何取证、怎样判定和处罚？当然，可以将普通民众和救护车设定为“举报主体”，可是又该如何调动其参与积极性呢？再说完善取证，在“摄像头”时常缺位的语境下，有无可能重新界定并利用好路人手机视频、行车记录仪视频等证据形式？至于后续的调查处罚环节，执法部门又能否以成熟的业务操作来应对此类案例？

只有解决了上述种种疑问，“拒让救护车最高拘10天”的规定，才能落地生根。如若不然，此规定势必可能造成守法者“吃亏”、违法者“得利”。须知，在我们的汽车文化中，素来存在一种“藐视规则，逃避规则”的偏好，违法驾驶而不被罚，甚至会被视作“赚到”。在这种背景下，法律原本的调节功能，不可避免会遭遇考验。

之所以屡屡发生私家车阻路救护车的情况，很大程度与驾驶者的伦理信仰缺失不无关系。当驾车者对那些形而上的社会价值缺乏认同，只顾将自己利益最大化，所谓尊重生命、文明礼让一类的倡议，便缺乏认真践行的土壤。在此背景下，法律的调整与健全，虽必需却不足以解决所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