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北京市民陈先生一家三口准备出境旅游，需要明确一位亲人为紧急联络人，于是他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可陈先生在北京的户口簿，只显示自己和老婆孩子的信息，要开证明只能到江西老家父母户口所在地派出所。最终这一难题的解决，还是得益于向旅行社交了60元钱，就不需要再去证明他妈就是他妈了。（4月8日《人民日报》）

看到过很多奇葩证明，未必能够想到“该怎么证明我妈是我妈！”因为这一证明，很多网友开始追忆“曾经一起开过的奇葩证明”。其实类似这样的奇葩证明，毕竟不是常态，而证明之痛却是常态；即便普通的证明，也会碰到若干痛苦。

去过政府部门办事的人，大多有一个感慨：烦不胜烦，办什么事都要有证明，没有证明几乎寸步难行。可对政府部门来说，你上班他上班，你休息他休息。好不容易请一天假，好不容易排到了队，问题出现了：证件不齐，情况变化，而且很多时候还要“证明证明证明”。在这方面，根本没有任何条件可讲，如果家住外地，更有可能 “横跨大半个中国来办证明”。要证明你爸是你爸，要证明你没犯过罪，要证明你没结过婚……面对各种各样的证明，你只能感慨，“我们都是有证明的人”。

不能说这些证明都没有必要。拿“证明我妈是我妈”来说，相信也有一点点道理。如果没有这一要求的话，不排除有些人怕麻烦，虚构一个“紧急联络人”，到时真要出了问题，那就麻烦大了。问题是，许许多多的证明，难道必须“亲力亲为”吗？

今天已经进入了互联网时代，政府部门也一再呼吁全社会要有互联网思维，并且还有不少推动措施。说得好也应该做得好，政府部门为什么不做互联网的先行先试者？方便、共享是互联网思维的特征之一，如果政府部门有互联网思维，那就应该打破信息壁垒，建立一个公共信息库，不同地区不同部门联网操作。比如说需要办一件事，那就认准一个部门；需要哪些证明材料，通过这个部门直接登录信息库。像“证明我妈是我妈”，当场就可以开出，何需东奔西走？

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这也启示我们，在简政放权这个话题上，一方面要立足于“减”，一些证明能减则减，解决证明过多过滥问题；另一方面要立足于“通”，打破各地区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障碍，通过一定的规则和权限设置，实现公民基本情况的共享，解决证明难开难办问题。果能如此，许多证明也就不必开了，也没有什么奇葩证明了；即使有些奇葩证明被遗忘在江湖，那也不要紧，反正能够资源共享，不需要来回奔波。

互联网时代不该有“证明我妈是我妈”，出现这一问题，说明现在的互联网思维只是说说而已，或者要求别人的多要求自己的少。在其背后，既有着理念问题，还可能有着利益问题。据称，陈先生因为向旅行社交了60元钱，就不必去开证明了。60元到底交给了谁？这里面掺杂的就是利益。这也提醒我们，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要难。而要让互联网思维深入人心，让政府成为互联网思维的先行先试者，不仅需要一场思维风暴，更需要一场改革风暴。一些利益必须打破，否则改革红利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