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十多年的起起伏伏，音乐选秀类节目通过引进和改造国外成熟的运作模式，以精良的制作水准、密集的话题效应，特别是“回归音乐本身”的节目定位，赢得了大众的热烈关注。然而，就在人们津津乐道于乐坛唱将、草根歌手的深情演唱，专家评委的精彩点评以及现场观众忘情的泪水与喝彩时，还是有一些忧虑的声音响起：电视节目的火爆，真的是拯救流行音乐产业的良药吗？从某种意义上讲，选秀节目的成功恰恰反衬出当下流行音乐产业的衰败。选秀似乎打通了一条一夜成名的捷径，每天在荧幕中上演一幕幕传奇，另一个角度却遮蔽了大量处在节目之外的音乐人。

在中国，流行音乐是一个命运坎坷、先天发育不良的行业，遭受计划经济时期的禁锢，又遭遇盗版的冲击。试想，如果请你列举近年来符合“中国原创、曾经令你感动、具有较高社会接受度”这几个条件的新歌，恐怕是屈指可数。也许有人会说，我不需要也不喜欢新歌，经典老歌和外国曲儿就够了。作为个体的欣赏口味无可厚非。但对于一个需要不断推陈出新、需要用“声音”来表达的艺术品种来说，这种不能发新声、无处发新声进而无新声可发的局面，则不啻为一场灾难。

最新出炉的《2014年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底，中国数字音乐市场的规模达到440.7亿元，实体唱片则为6.5亿元，仅为前者的1.5%。而同时，日本的实体唱片销售收入是数字音乐的四倍之多，德国也保持在三倍左右。作为世界最大的音乐市场的美国，实体唱片销售也达到了数字音乐市场的50%。两相比较可以发现，中国音乐产业的发展处于严重畸形的状态。尽管音乐的数字化发展是大势所趋，但就当下而言，唱片不仅仅是一种行将淘汰的传播媒介，更是处于音乐产业生产核心地位的音乐家艺术创作最主要、最集中的呈现方式，同时还代表着一个社会的整体艺术鉴赏水准，以及对艺术家创造性劳动的尊重程度。还有一组数字，2013年中国音乐产业市场的总规模为2716.56亿元，而中国两家主要音乐版权经纪和管理机构：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和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其年收入总和仅为约2.54亿元。透过这两组数字的对比，中国音乐产业当前的生存环境可见一斑。

而在音乐选秀节目的策源地，其音乐产业的发展和音乐电视选秀节目的运作，却是在两个相对独立的轨道中运行。欧美日韩等国的音乐产业有深厚的传统，一整套独立而完善的运作机制，以及成熟而理性的行业准则。虽然时见鱼龙混杂，但艺术性被认为是主导这个行业的最高标准之一。此外，每个从业人员的权益都通过相对健全的法律得到充分保障。这也是为什么虽然欧美乐坛新人辈出、淘汰率极高，但处在收入排行榜顶端的，却始终是U2乐队、滚石乐队、保罗·麦卡特尼、麦当娜等“祖父祖母级”人物。

平心而论，十多年来，中国歌唱选秀节目一直在努力进行自我优化与完善，但它的出现还是挤占了流行音乐本就相当贫瘠的生存空间和资源——演出市场、媒体平台、听众、投资。这让我想到一段澳洲往事。在英国殖民者开发这片“处女地”之初的1859年，有人从欧洲带来了二十几只兔子。怡人的气候、充足的食物，加之缺乏鹰、狐狸等天敌，这些兔子迅速在这块大陆上繁衍开来，到1926年达到了100亿只。人兔大战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不仅使当地农牧业生态遭到严重的破坏，更使几十个原生物种因此灭绝或濒于灭绝。我的担心是，流行音乐的生态环境会否也陷入这样的境地。

自然界的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文化界，任何违背文化艺术发展规律的拔苗助长，都可能引发原来机体的病变。文化艺术的发展有着自身特有的轨迹，与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并不完全同步，更难以像科学技术那样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可惜的是，我们当前在分析处理文化发展中的问题时，还没有完全摒弃单一进化论色彩的简单视角，还没有完全学会采用辩证多元的思维方式。而文化艺术本该坚守的原则，在一次次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运作中被消解，因此而受伤的就不仅仅是中国的流行音乐。

赋予流行音乐产业以健康、完备的生态环境，而不再将本已有限的创作资源与资本，全盘倾注于音乐选秀娱乐产业之中，才是建设性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