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识储备告诉我，书信本是相当私人的东西，杨时旸给汪峰的信却公开见诸于互联网。杨时旸说是写给汪峰的信，其实也是写给所有明星的，更是写给媒体和记者的。

被修改采访文章的事我也遭遇过。千禧年那会，我还是个财经媒体的小菜鸟，被采访对象审稿和改稿乃家常便饭。后来我和杨时旸一样，也跑起了娱乐口，我以为这下可以逃脱被采访对象审稿的命运了，结果不然。

杨时旸的这番遭遇早在10年前我就有所遭遇，只是我不曾像他这般奋笔疾书。在不否认本人斗志较低的前提下，我认为这种个人的冲突或说控诉意义不大，因为这样的事情均有一个背景主导，如果追星现象始终存在，明星与记者的冲突在所难免。

记得2008年前后离开媒体机构时，我的一位特别要好的经纪人朋友曾跟我说过一句特别让我不爽、又不得不佩服的话：“有的媒体给钱就能上。”作为其中的一员，我对这话本能地抗拒，但多年媒体经验让我不得不承认此言有它现实的一面。比如刚开始工作那会儿常见假记者被抓的新闻，后来才知，世界上有个行当叫公关。中国有句古话：“吃人嘴短，拿人手短”，拿了人家的车马红包，岂有不受制于人的道理。

杨时旸这篇书信试图将重心引向“汪峰干预记者采访”的高海拔，他敢这么说话，可能说明他没有收受汪峰的红包，所以底气十足。杨时旸给汪峰的这封信不仅洋洋洒洒，对汪峰的电话质问回答得也严丝合缝，想必汪峰这会儿正一肚子困惑。如今明星采访同样讲求舆论控制，几乎所有在线的和准备上线的明星都有宣传团队和大量公关预算。控制媒体导向本就是宣传团队的基础工作，打电话和记者质询也是人家工作内容之一，并不足为奇。当然，汪峰亲自给记者打电话还是多有不妥，真性情那面不说，还一不小心将自己赤条条地暴露在媒体枪口下，这是多少八卦狗仔求之不得的事。

杨时旸那篇叫做《汪峰的成功学：炫耀沧桑？》的文章大有标题党之嫌，除了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并没采访到太多新鲜内容。从技术上讲，远不及这篇给汪峰的信有新闻性。如今跟进媒体众多，焦点在汪峰干预记者采访上。其实汪峰的电话在后，报道见报在前。杨时旸与汪峰的对话顶多是马后炮，所谓干预为时已晚。

杨时旸想治理艺人操控欲的初衷很好，但没找准病灶，如果不从明星的公关潜规则体系下手，这种恩怨与笔仗纯属浪费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