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北京广播大厦10层一间小小的会议室。钟南山、郑家强、王辰三位院士，几乎手臂贴着手臂地挤在一起。60位嘉宾几乎涵盖了医学相关的所有领域，都是业界的翘楚。这些不同科室的大夫，坐诊的对象只有一个：医患共同决策。 钟南山和郑家强都认为，在医改没找到抓手前，一定不能悲观，一定还要做些什么。钟南山和他的朋友、英国医科院院士郑家强，一起决定召开这个纯民间的“首届医患共同决策论坛”。（6月24日《中国青年报》）

医改推行7年，仍然没有抓住“抓手”，而医患矛盾日益突出。在此语境下，横空出世的“医患共同决策”的良方可谓是为破解医患矛盾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突破口。这一理论名词的提出，高屋建瓴，无论是从治疗策略上看还是从医德操守角度看，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医患共同决策”的核心要素是“共情”和“共策”，即医生与患者能共感情，相融相通，体贴患者的痛苦。在治疗策略上让患者知情，协商选择。通常医学人文上讲得比较多的是医德和医生对病人的态度，但医学人文精神更深的内涵还应包含技术层面的沟通，这就是医患共同决策，注意到了医患双方的平等互动，力争医患高度和谐。

“医患共同决策”的实质是做好“尊重”二字文章。医生充分尊重患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充分了解患者的病情与家境，充分满足患者的心理需求和医治诉求，充分同情患者的无奈绝望与忧伤悲寂。当然反过来患者也要尊重理解医生的劳苦与不易。用好了“尊重”“药引”，“医患共同决策”就能直抵医患矛盾的“病灶”，康复到正常的医患关系。

然而，现实语境下“医患共同决策”的提出还有点“乌托邦”的味道，从理论上可行，而实际上可能会遭遇到诸多阻力。说具体点，医改不“伤筋动骨”，“医患共同决策”就困难重重，比如医生坐诊的劳动量过大可能不能耐心与患者“共情”，以药养医以处方回扣的利益驱动痼疾存在，就可能拒绝与患者“共策”，医生培训源头没有注重博爱仁心的播种，就可能后来医治患者时的冷漠无情。如果没有医改到位的大框架护航，“医患共同决策”非但普惠不了医疗和百姓，反而会沦为掩盖医患矛盾的一种“精神宗教”。

不管怎样说，“医患共同决策”是目前为止最先进的理论成果，无论是从医学伦理和医学人文精神层面，还是从医术疗救层面看都值得开拓和推广。希望接下来的医改给力，把“医患共同决策”这一最前沿理论工程一并纳入医改轨道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