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福建福州市上三路程埔头公交车站附近，一辆满载乘客的20路公交车，驾驶员陈师傅在行驶途中突发中暑。在自己将要晕倒前，陈师傅及时把车停下，并拉起手刹，而他也在乘客安全转移后晕倒在车内。（7月2日《海峡都市报》）

近年来，公交司机突发疾病却坚守岗位的新闻不时见诸报端。公交司机在承受身体和精神双重痛苦的同时，依然遵循角色规范、履行角色义务，确保乘客的安全。“司机忍痛工作”的背后，既有岗位职责所系的因素，也和朴素人性中的善良和责任有关。正是有了这些司机的价值坚守，公众的出行安全才得到了保障。

在传统的道德叙事中，“司机忍痛工作”无疑占据了道德高地。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认为，多年来，我们形成了一种荒谬的“代价论”，即为了达到目标，做出一些牺牲是必要的。这不仅造成对劳动者权益的冷漠，也为这种冷漠找到了极具说服力的理由。这一点，在“司机忍痛工作”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炎炎夏日，如果公交车上没有空调，公交司机中暑难免会发生。一个旨在让劳动者“生活上多一些保障，心灵上多一些温暖”的社会，必须给予劳动者创造一个有安全、有品质的工作环境。公交司机在行驶途中突发中暑，说到底是因为公交公司缺乏“未雨绸缪”的风险防范。倘若公交司机直接晕倒，没有能力“忍痛工作”，一车的乘客难免会陷入风险之中。

知名学者易中天在评价乡村教师的时候，曾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人们把老师比喻成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我完全不赞同。这是不把老师当人，照亮别人的同时为什么要毁掉自己，就不能不毁掉自己吗？”从这个角度上说，劳动应该是可持续的，对劳动者的过度消费，无异于竭泽而渔。

在经济市场化、人口流动化的当下，社会分化带来了社会成员的异质性增强。社会变迁必然要求社会治理观念的转变和更新，需要“异质思维”，需要对不同员工、同一员工不同时段的身心状况进行区别化对待。浙江宁波市公交388路实行“情绪签到”，公交司机可以根据自己心情和身体状况选择是否上班，就是一个良好的示范。

和其他劳动者一样，公交司机的心情和身体状况并非一成不变的；一旦身体不适、心情不佳，“强行上路”不仅损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给公共安全增添了风险因子。“司机忍痛工作”值得敬佩，却不值得效仿。尊重劳动者差异化的身心状况，给予公交司机更多个性化空间，健全劳动者的权益保护，不仅可以减少安全风险，还可以提升工作绩效，让公众的出行之旅更加顺畅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