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月前，新华社记者深入大凉山，近距离接触了许多贫苦的孩子。记者推荐了一篇小学作文，一篇“世界上最悲伤的小学作文“。文章的名字叫《泪》，作者是苦依五木，一个来自大凉山的小学四年级彝族小姑娘。（8月4日新华网）

全文抄录如下——“爸爸四年前死了。/爸爸生前最疼我，妈妈就天天想办法给我做好吃的。可能妈妈也想他了吧。/妈妈病了，去镇上，去西昌。钱没了，病也没好。/那天，妈妈到了，看看妈妈很难受，我哭了。我对妈妈说：“妈妈，你一定会好起来的，我支持你。把我做的饭吃了，睡睡觉，就好了。”/第二天早上，妈妈起不来，样子很难受。我赶紧叫打工刚回家的叔叔，把妈妈送到镇上。/第三天早上，我去医院看妈妈，她还没有醒。我轻轻地给她洗手，她醒了。/妈妈拉着我的手，叫我的小名：“妹妹，妈妈想回家。”/我问：“为什么了？”/“这里不舒服，还是家里舒服。”/我把妈妈接回家，坐了一会儿，我就去给妈妈做饭。饭做好，去叫妈妈，妈妈已经死了。/课本上说，有个地方有个日月潭，那就是女儿想念母亲流下的泪水。

短句子，短段落，流水账般的生活，记录了一个孩子最悲惨的人生遭逢。

从“四年前爸爸死了”到“妈妈已经死了”—— 没有呼天抢地的痛哭，没有羽化成仙的幻象，唯有一种冷冽的绝望，眉目清澈地从文字间望着这个世界。“最疼我”的爸爸，让“我哭了”的妈妈，在孩子笔下平静而“死”，丝毫没有一丝为亲者讳的体面，也丝毫没有一丝恐惧或懦弱的情绪表达，这是一种怎样的矛盾冲突：最深爱的亲人，却最冷冷地看着他（她）“死”去？清澈的死亡叙事，标题却是“泪”。所谓大悲无声，大抵就是这个意思。

在传统励志逻辑里，别人的悲伤，也许总能熬成一锅“鸡汤”，用以伤春悲秋，喟叹凡尘。不过，“最悲伤作文”里的一些细节，恐怕还是需要跳脱出文字的框架，从社会与制度层面加以考量：一则，“妈妈病了，去镇上，去西昌。钱没了，病也没好。”孩子没有抱怨医疗质量，更没有在紧张的医患关系上撒盐。但，对于一个贫困家庭来说，贫病交加的绝望，恐怕亦需要从基本保障制度中寻求一丝温暖。“爸爸”是怎么死的并不清楚，“妈妈”是病死的。对于死亡，是孩子选择性遗忘了制度的关怀、抑或在家庭的生老病死中本就是悲伤的“私人故事”而已？二则，孩子劝病倒的母亲，“妈妈，你一定会好起来的，我支持你。把我做的饭吃了，睡睡觉，就好了。”生病了，当然要吃药要去医院，何况，“妈妈”也曾去过“镇上”与“西昌”，可是，为什么她还是劝慰母亲吃了自己的饭就好了呢？

一切对贫困的赞美，不啻犯罪。就像《今日说法》的案例，不该成为“感动中国”的摹本；逆境中顺流成河的悲伤，自然也没有什么值得去“辩证分析”。苦难就是苦难，它并不一定指向成功与荣光。截至2014年，根据农村扶贫标准（人均年收入2300元人民币，2010年不变价），中国仍然有7017万农村贫困人口。而按照世界银行每天生活费低于2美元的标准计算，2011 年中国仍有约 2.5 亿贫困人口。贫困、极度贫困人口，不仅在大凉山，更不只一个苦依五木。

“最悲伤作文”，见证的不仅是一个孩子悲伤的命运，它见证的，还有这个社会的贫困之殇、阶层之殇、救济之殇。（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