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被虐打当反思庇护手段前移

刘建国

女童被家长虐打，依赖于警方的调查，必然会引发家长的怒气，再次虐打明显具有报复嫌疑。那么，父母动手虐打孩子，一旦无法达到违法标准，警方只能将其当作“家务事”。如此之下，对于某些具有暴戾倾向的家长，无疑会让孩子面临屡禁不止的噩梦，对他们的身心伤害可想而知。

应该说，从法律角度而言，对于虐待殴打未成年的行为，都予以严厉禁止。不过，不管是刑法规定，还是婚姻法、未成年人法律规定，其都侧重于事后救济，而救济方式也不过是判刑、剥夺监护权等等。然而，这种保护儿童权益的方式，明显具有短板和不足。一方面，事后惩罚不能亡羊补牢，儿童权益已经被侵害，难以弥补因此而造成的身心伤害。另一方面，处罚手段过于单一，类似于剥夺监护权等规定，缺乏外部配套规定，致使纸面规定沦为摆设。

事实上，要想切实维护好儿童合法权益，关键还是要将“防护网”前移，从源头上消除侵权隐患。比如，在美国，家长一旦对孩子成长不利，将会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制裁。对于一些家长来说，只要具有轻微的虐打行为，就会被剥夺监护权，由他人或者相应的社会机构承担监护职责。即便，某些家长在虐打孩子后，具有悔改的意向，也很难再接近孩子。而在我国，虐待孩子的行为，往往被看作是“棍棒底下出孝子”，无疑助长了某些家长的暴戾行径。

前不久，刚刚出生两个多月的北京男婴乐乐被亲生父亲毒打致残。乐乐妈妈在律师的见证下，与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9958救助中心签订《共同监护协议》，并委托律师提起撤销丈夫监护人资格的诉讼。而该案例，则是《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实施以来，全国首例由未成年受害人母亲提起的监护资格撤销之诉。从该个案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民间力量主动参与儿童权益保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值得进一步完善和探索。

当然，最为关键的还是在于，不管是政府力量，还是民间力量，应该及时前移，注重源头保障和维护。儿童不同于成年人，不能依赖于法律惩罚的滞后性，而是应该使庇护手段更具前瞻性。假如，消除了产生暴戾心态的土壤，将儿童与虐打行为在第一时间分离，对于受虐儿童的健康成长无疑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