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改革实施以来,“围着轮子转,隔着玻璃看”式走马观花的下乡走访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各地开展政府购买服务或集中调配车辆的形式,提高了公车的利用率。但记者在湖南、河南、山西等地采访时发现,有的干部抱怨申请不到公车,或车补不到位等,出现了“没公车不愿下乡”、“尽量少下乡”的情况。（5月29日《新华每日电讯》）

部分干部“车改后不下乡”，绝不是车改出了问题，要推倒重来；也不是车补标准定得太低，要加大补助力度。从本质上来说，不愿下乡不是车改造成的，而是不完善的用车政策和下乡政策导致的。这里面当然还有部分干部的作风问题和信念问题，但制度的问题应该是第一位的。如果没有一个完善的制度，对干部提再多道德上的要求，往往也无济于事。

现在一些干部抱怨比较多的是，没有公车，一些偏远基层地区根本去不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公车没有得到有效利用？没有公车该怎么下乡？就目前来看，用车困难有两个原因：一是某些机关保留的公车主要为领导服务，真正有公务需要的干部申请不到公车；二是向社会租赁车辆的公务租车平台没有建立起来，社会化用车途径受限。

要解决用车的问题，一是各机关单位内部在调配使用公车的过程中，不能以“服务领导”为条件，而应该以“距离远、任务重”为原则，采取拼车下乡、集体服务的方式，提高公车的使用效率。二是在公共交通不发达的地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利用互联网约车平台，以市场化手段解决干部下乡不便的问题。

当然，也有学者指出，没有公车不代表不能下乡。譬如吉林省教育学院农村教育研究所所长李元昌十年如一日，从未使用公车，但也能坚持下乡。学者为什么会自发下乡？因为只有去基层调研获取第一手资料，才能出研究成果。某些干部为什么一犯懒就干脆不下乡了？因为不下乡也不影响其工作业绩，下不下乡都一样。

显然，有必要对相关干部建立明确的考核体系，进行严密的制度约束，从机制上要求干部必须下乡联系基层，并且要拿出下乡调研的成果。惟其如此，才能让干部在下乡问题上失去任何找借口的空间；在刚性的制度要求下，干部自然会想方设法、排除困难、主动下乡。

可见，车改与下乡实为两个层面的问题。完善用车租车制度，才能解决干部下乡无车可用的问题；完善干部考核制度，才能解决干部不愿下乡的问题。只有把两方面的漏洞都补上了，才能有效破解部分干部“车改后不下乡”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