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各地法院平反了几起实打实的冤案，如湖北佘祥林案，河南赵作海案，内蒙古呼格案及河北聂树斌案。这些冤案虽然情形各异，但其中却有相似之处。呼格和聂树斌早已被执行死刑，我们无法知道他们在被定罪前曾发生过什么，而侥幸活下来的佘祥林、赵作海们，则无一例外地讲述了他们曾遭刑讯逼供的经历。一个人只有在“痛不欲生，但求一死”的情况下，才会承认自己没做过的事，所以我们无法想象他们曾遭受过怎样的非人待遇。小时候看关汉卿的《感天动地窦娥冤》，知道给窦娥上夹棍、打板子都是在演戏，是假的，自然也就无甚感想，而现在回看该剧，则明白了屈打成招的具体样式，“真凶”张驴儿知道在官衙里会有拷打，“你这等瘦弱身子，当不过拷打，怕你不招认药死我老子的罪犯！”所以以“官休”还是“私休”来要挟窦娥，而糊涂的楚州太守桃杌只知道“人是贱虫，不打不招”，所以他的审断方法也就只有“左右，与我选大棍子打着”这一招。个人在面临强大而合法公权力的暴力时，她的屈从中隐含的是深深的无助与绝望。

其实，人们并不是不知道刑讯会导致冤案的发生。早在西汉时期，司法官路温舒就曾上书宣帝要“尚德缓刑”。他说，“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导以明之；上奏畏却，则锻练而周内（纳）之。盖奏当之成，虽皋陶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何则？成练者众，文致之罪明也。”按照人之常情，平安时就愿意活，痛苦时则宁可死，在严刑拷打之下，什么样的口供得不到呢！于是逼供、诱供就会收到明显的成效，而由于屈打成招、罗织构陷的罪行也更显周密而自洽，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可织造出“完整的证据链”，所以即便是法祖皋陶在世，也会认为犯人是死有余辜的。

尽管人们早有这样的认识，但由于古代侦破技术有限，加之犯人的口供乃“证据之王”，所以历朝历代并不禁止刑讯，最多在开明的朝代里对刑讯做一些限制。所以，当比我们早一步“走出中世纪”的西方人来到中国后，最先观察到的就是公堂上刑讯的不堪。曾在中国生活了四十多年的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在他的《中国总论》中，就曾对此进行过详细的介绍。他说虽然律例中描述了合法的刑具，包括三块板上挖大小恰好的槽用以压脚踝，五根圆棍用以压手指，也可以加上竹板（拶指），但在拷问中用其他方法的事是常有的，比如用毛糙的手指揪耳朵、拽耳朵，令犯人跪在铁链上等等。卫三畏记载的这些场景，我们在许多古装戏中都可看得到，在“明镜高悬”的牌匾下，是口呼“威武”的衙役，在“大刑伺候”下，一桩桩“铁案”得以办结。正是由于卫三畏们这样的“宣传”，使得列强视中国的法律为畏途，在与大清签订的各类条约中，都载明了“领事裁判权”的条款。

直到清末实施新政期间，修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在《奏停止刑讯请加详慎折》后，仍遭到一些大臣的反对，认为如果罪犯有罪证据太少、却又拼死抵赖的话，不用刑讯就难以结案，也有碍司法公正的实现。当然，晚清政府的这一举措，还是受到了普通百姓的欢迎。1908年，年仅17岁的胡适，就在《竞业旬报》上发表了《停止刑讯》的短评，“我们中国讯官司的时候，专用各种刑法，屈打成招，往往有之。所谓三木之下，何求不得也？要晓得这用刑讯一事，是文明各国所没有的，所以前年便有上谕，要停止刑罚，如今法部又行文到给各省的地方官，一律停止刑讯。唉！这是很好的，只是太便宜了那班大盗老贼了。”这最后一句的感叹，倒也反映了民众的一般心理。

从清末发展至今，刑讯逼供早已失去了它的合法性，甚至还将刑讯逼供入刑。然而其实施效果并不理想，现实生活中因此而致伤致死的案件还时有发生，近年来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无法从根本上杜绝或减少刑讯逼供现象，由此而造成的冤假错案还是会时不时地见诸报端。为冤案平反固然给人以“正义从不缺席”的慰藉，却免不了死者不能复生的遗憾，因为与其事后昭雪，莫如事前的预防，预期在谷底准备一辆救护车，不如在悬崖边安装防护栏，这或许是一些人用生命的代价告诉我们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