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曹德旺放的一炮，企业税赋的问题牵动了全社会。昨天，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发改委主任徐绍史被问及中国税负问题时对此表示，个案具有它的特殊性，不必过分解读。财政部、税务总局分别从税制改革和税负构成的角度作了分析和回应。他们的结论是，我们国家宏观税负的水平总体上并不高。

徐其实指出的是个体和整体的差异问题。确如徐绍史说的那样，个案有特殊性。不同的企业、不同的个体对税赋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不同的行业也有不同的税赋标准，比如烟草行业，可能售价的一半以上都是税收，而动漫产业，不仅税费少，国家还给补贴，不能一概而论。除了行业不同，还有地区不同，如果将国家转移支付的因素考虑在内，其实东部发达地区的税赋水平要高过全国整体。这些不同决定了每家企业差异可能非常大，当然不能以个体来否定全部。但是整体也不能覆盖个体，对国家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家企业是个体，但对每家企业来说，就是全部，也需要得到社会的重视。

徐举了很多数字来证明国家在降低宏观税赋标准上所作的努力，比如，2016年推进“营改增”为企业降了5000亿，涉企收费通过去年清理也降了有5500亿。还有利息负担的下降、物流成本的下降，都给企业减负不少。这都是真金白银，有据可查的，但这些降税降费的成绩，为什么一些企业家没体会到，还是值得追问一句。徐介绍的这些降税费举措，有些是让利于民，应该叫好；有些则是过度收费，本身就不合理，降是纠编，而不是让利。而有一些则完全是市场行为，不能将功劳全揽在自己身上。比如利息的下降是因为经济降温了，钱不那么热了；物流成本的下降，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国际原油价格的下降。

而成本在降，物价却在上涨，售价其实是在变相地降，空调冰箱多少年没涨过了？所以，综合来看，未必构成了对企业的实质利好。这也是企业喊痛，也是为什么这种声音多集中在传统行业的原因之一。一些地方总是对高新企业青睐有加，扶持力度大，但对传统行业传统制造业反而扶持力度不大，这也就造成了局部上的不公平，传统制造业竞争充分、利润薄，本身生存艰难，他们自然对税赋更敏感一些。

除此之外，费的问题不能不引起重视。国家层面可能更掌握税收的情况，而地方上的各种费的情况就不那么容易摸清楚。对国家来说，税和费的界线分明，但对企业来说，超出合理范围之外的都是负担。这些问题都需要以个案的方式去查清，通过个案的调查来凝聚社会共识。要不然就会陷入到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各执一词，但谁也说服不了谁的窘境。这不仅不利于查清真相，也不利于改变社会预期。

曹在美国在中国都有投资，他的经历虽然是个案，但仍然具有剖析的价值，有关部门不妨先从曹德旺开始，去那些反映情况的企业查一查，看到底是高了还是低了，以便对症下药，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