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名癌症患者的女儿给浙江省某医院结直肠肿瘤外科朱玉萍副主任医师写的一封信，温暖了许多医护人员和患者家庭。信中写道：“爸爸就是我的命，我不放弃！手术风险很大，我们愿意承担，请您放心给我爸爸做手术，我们用最真诚的心相信您。作为爱他比命还重要的女儿，不敢奢想他活到七八十岁，只希望他再能活五年，让我拼尽全力去孝顺他！”

这是一份感人至深又让人无限温暖的嘱托，给予医生最大释怀之际，又施以了沉甸甸的压力。对于父亲的爱，转化成了对医生的无限期待与信任。“放心手术”的家庭信任，给了医生最大的信心与鼓励，也让他们有了最大的责任动力。面对患者如此厚爱与信任，以及他们期盼与渴求的眼神，仁心仁术的医生们又岂能辜负与敷衍？

一场手术不亚于一场战争，巨大的不确定和风险性都会让手术成功的概率变得极低，况且医疗本身就存在极大的误诊率。多年前，时任广东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曾撰文透露：如果在门诊看病，误诊率是50％，如果你住到医院里，年轻医生看了，其他的医生也看了，大家也查访、讨论了，该做的B超、CT、化验全做完了，误诊率是30％。加之医疗过程与医生的心情与心境、临场的发挥都有很大的关系，主客观因素都具备了，医疗才会获得满意的效果，正常概率外的奇迹才可能发生。

不过，现在很多时候的情况是，医生在实施治疗的过程中，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太多，承担了专业和临场之外的其他心理压力。比如医疗意外出现后的医闹，或者医患矛盾下的身体伤害，污名化下的舆论攻击，都会让医生们小心谨慎而不敢放手大干。医生为了自保，医院为了减轻自身的风险，就会设置并遵循一套严密的程序，比如“8·13陕西榆林产妇跳楼事件”中，医院基于后果的恐惧而坚持了墨守成规。患者本身的意见，还没有其家属的意见重要，本质上还是社会信任缺失所留下的恶果。

何以如此，皆因手术后续的一切事宜都会由家属来进行处理。作为直接与院方接触与交流的对象，家属的作用反倒更加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在绝大多数医疗手术过程中，若是没有患者家属的同意，医生一般不会擅自改变医疗方案和流程。因为之前的方案是双方共同商定的，风险也已明确告知，出现任何情况都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医生和医院面临的责任风险相对较小。然而医疗是一个动态而变化的过程，具有极强的专业属性，跟医疗执行者个人的专业素养和能力、临场因素等密不可分，若是不能赋予一个自由充分发挥的空间，医疗就必然不会有意外收获，更不会创造医学奇迹。

医患之间，医生与患者家属之间，具有共同的目标与使命，属于并无矛盾的利益共同体。患者既然选择了医院，患者家属选择了医生，就应充分相信医生的水平与能力，而不是心存畏惧与戒备，干预并指导医生该如何做，在实施医疗过程中采取语言或者暴力进行威胁，使彼此之间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中，让医闹与伤害同时并存。没有了医患关系的和谐与稳定，权利保障就会成为空话。

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离不开彼此的信任与支持。癌症患者女儿致信医生，希望医生放心做手术，这种信任的可贵之处就在于，通过信任的表达与理解的释放，解除了医生基于恐惧的戒备，也让医疗回归于应有的路径中。若是人人有此共识并彼此遵循，则对立的关系有望纾解，医患关系也将真正得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