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关闭收买之门需推进合法收养

对于拐卖儿童犯罪，刑法拟采用“收买即入罪”原则，只要有收买被拐卖儿童的行为，就将追究刑责。全国人大常委会再审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对拐卖儿童罪作出了上述调整。将“免责”内容，修改为：“对收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解救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6月25日《北京晨报》)

没有买方就没有拐卖，通过提高法治挤压收买市场。新作出的立法调整，凸显了对于收买儿童者的量刑自由裁量权的收窄。如此，从拐卖者到收买者都有了法治惩罚的条文，完善了打拐链条，这是民之所盼，也是法治进步。

然而，关闭收买之门不是完善人性、凸显人本的终点，而是要大开合法收养之门。在我国，百姓有着强大的收养和被收养需求。一边是我国孤儿群体庞大，孤儿和福利院为寻养无门发愁。仅就民政部门的统计数字，到2010年，在中国弱势儿童群体数量中，孤儿人数已经达到了71.2万。社会福利体系不健全，更让政府对很多孤儿“无能为力”。

另一边是我国的收养需求巨大与收养困难重重之间的矛盾现实。一者，收养需求巨大。据媒体报道，我国目前不孕不育率甚至高达20%，保守计算，我国也有超过百万的家庭有收养孩子的需要。二者，收养困难。实事求是地讲，法定收养资格是为被收养孩子着想，无可厚非，但现实操作中却被相关部门人为设置障碍，成为奇葩证明何其多、手续何其繁琐的秀场，此外，有些儿童福利机构在收养过程中打着各种旗号收取捐赠费、登记费、公告费、户口迁移费、服务费等。

对此建议，一者，各地孤儿信息予以公开。二者，对收养法治资格和程序、流程等进一步规范。三者，对于实际收养中的人为障碍、乱收费行为进行一次彻底清理，并给出合法收养资格和流程的标准化清单。

前几天，“拐卖儿童应一律判死刑”的倡议突然在朋友圈刷屏，引发社会各界强势围观，民众的激动情绪与专家的理性声音碰撞后，至少形成了这样一个舆论基调——“一律判死”尚有争议，“买卖双打”可以有。

良性建言很快在立法上有了反应。本月24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将现行刑法关于收买“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修改为“可以从轻处罚”，意味着今后收买被拐儿童的行为或将一律被追刑责。

可别小看了这个“一律”，它才是对买方市场的实质性打击。为什么这么说呢？现行刑法其实已经有了“买方入刑”的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可是，刑法又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卖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卖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试想想，很多收买被拐儿童的人，多是为延续香火或增添家中男丁，他们虐待儿童的几率小之又小，而一旦收买行为被公安发现，阻碍儿童解救的情况也不多。有刑侦人员表示，实践中绝大多数收买儿童者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客观上助长了收买行为。

我们都清楚刑法增补“免刑责”的善意初衷——避免收买人虐待儿童，减少被拐儿童解决的阻力。但从愈演愈烈的儿童拐卖来看，“免刑责”的规定大大削减了刑法的惩戒力和震慑作用，这也是为何去年刑法修正案（九）第一次审议时，还只是修改为“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而今第二次审议时，直接改为“可以从轻处罚”，连“减轻或免除处罚”都干脆不要了。

“没有收买就没有拐卖”，只有真正打击买方市场，才能遏制非法需求。收买儿童处罚力度不断加重，既顺应民众呼吁，也符合法律“双打”逻辑。所以，收买儿童“一律”被追刑责，应只是一个起点，接下来还可考虑增加刑期和量刑幅度。

【这次收买被拐儿童一律入刑的修法努力，可以看作继“醉驾入刑”之后，民间与立法机关的又一次良性互动。一个国家的《刑法》，不应该滞后于公众对于公正的关切。】

24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其中对于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的行为，将现行刑法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修改为“可以从轻处罚”。这意味着，今后收买被拐卖儿童，将一律被追刑责。

近几年来，民间要求严厉打击拐卖儿童的声浪一波接一波，其中的一个诉求就是：严打拐卖的“买方市场”。“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需求制造了供给，没有人收买被拐儿童，也就没有人贩子会处心积虑地拐卖儿童，制造人间悲剧。

但是，现行《刑法》虽有“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却又规定：买主如果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这个“可以不追究”，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异化为“不可以追究”，以至于“买家”很少受到追究的。

比如，2013年河南省林州市人民法院判决7名收买被拐儿童的“买主”获刑一个月至六个月。有报道称：“买家”被判刑，这在河南省竟然“尚属首次”。再比如，2011年，南昌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判“11·27”特大拐卖儿童案时，人贩子李艳玲居然递交“请愿书”：“如果我们这种行为是犯法，那么卖孩子的父母和买孩子的父母是否也有罪呢？”

因为对拐卖“买方市场”的轻纵，导致打击拐卖犯罪的努力如扬汤止沸，如西西福斯推石。现行《刑法》对于收买被拐卖儿童“可以不追究”的规定，远远滞后于时代，落后于公民的法治意识、落后于当今政府的执法能力。

我国1979年的《刑法》只规定了“拐卖人口罪”，并未将收买被拐者定为犯罪。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其中明确将“收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定为犯罪，但同时又规定“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责。这一排除性规定，被现行《刑法》全面接受。

当年的这个“从宽处理”是有其历史局限性的。一者，当时全社会（甚至包括个别司法机关）对于拐卖犯罪的认识不深，不认为拐卖是极其严重的犯罪。《刑法》不可能脱离社会的平均法治意识，有关方面曾解释说：此罪的法定刑规定得比较轻，这主要是考虑到“收买人收买妇女、儿童多是居家过日子，主观恶性不深，是法制观念淡薄的表现”。

其二，受限于当年中国的处警能力以及交通、通讯水平，当时经常发生暴力阻碍解救行动的事件。所以，当年《刑法》“缩小打击面”，也是为了方便解救被拐者。

而目前来看，历史上妨碍严打“买方市场”的因素，都已经消失了。随着中国人财富的增加、生育意愿的下降，孩子越来越成为家庭的核心关切，所以全社会对拐卖犯罪已是零容忍，从“微博打拐”到前阵子的“人贩子一律死刑”的网络吁请，就是明证；对于收买被拐儿童的行为，不能再用“主观恶性不深”来搪塞。另一方面，这些年公安处警能力也有质的飞跃，当年“法难责众”的理由已经不再成立。

所以，近年来，公安、法院一直在收紧打击收买被拐儿童的刑事政策。比如，2012年，最高法公布的典型案例“彭成坤、孟凡俊收买被拐卖儿童案”，两名收买人虽然没有虐待儿童，也未阻碍公安机关解救，但仍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

总之，这次收买被拐儿童一律入刑的修法努力，可以看作继“醉驾入刑”之后，民间与立法机关的又一次良性互动。一个国家的《刑法》，不应该滞后于公众对于公正的关切。

□徐明轩（法律工作者）

针对近期网络中关于“人贩子应不应该判死刑”的讨论，日前，最高法院有关负责人称，目前，从刑期看，拐卖儿童犯罪的最低刑期高于故意杀人罪的最低刑期。该负责人表示，随着《刑法修正案(九)》出台，收买被拐卖儿童的犯罪分子将一律追究刑事责任，这将有力打击买方市场。

据统计，从2010年至2014年，全国法院审结拐卖妇女儿童案件中，重刑率达到56.59%，接近六成。2009年至今，最高法院先后发布拐卖儿童犯罪典型案例十多件，其中罪责最为严重的罪犯均已被判处并核准执行死刑。这说明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已对人贩子予以严厉打击。

其实，与其事后打击人贩子，不如事前防范。原因很简单，即便判人贩子死刑，但恶果已经造成，比如孩子被拐走，给孩子和孩子的家庭已造成严重伤害，甚至有孩子在被拐过程中致死，此时即便判人贩子死刑也难以抚慰受害家庭的巨大创伤。

具体到打拐，应思考两点。其一，如何保护好孩子不被拐走？应该承认一个基本事实，孩子被拐，多与监护人过于粗心有关。只要监护到位，人贩子就难以得逞。当然，一些监护人的粗心也有客观原因，比如忙于工作，或在外打工，将孩子交给老人照顾。儿童被拐案件中临时看护人大多是五六十岁的老人。老人安全防范意识不足，保障孩子安全的能力不够，面对精力充沛的儿童，看护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对此，除了督促家长更上心，也应该解决家长面临的难题，比如善待农民工，通过制度安排保障农民工的权益，让他们能够更好地照顾孩子。

其二，孩子被拐后，如何更有效地追查到人贩子？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12年，公安机关拐卖妇女儿童破案率仅为17%，远低于国内年均40%左右的刑事案件破案率。为什么差别如此悬殊？另据报道，解救一位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平均花费在2万至3万元，团伙案件需要几十万元，重大团伙案件有的甚至需要上百万元。目前全国大部分省级公安机关无专项经费。这一状况需要得到尽快的改变，从经费上大力支持打拐工作。

此外，不能忽略拐卖儿童的其他因素，比如合法收养儿童程序较为繁杂，再比如不少人仍怀有重男轻女的观念，以及计划生育政策客观上的束缚等等。此外，有些贫困地区的人，为了解决生计，居然把生孩子销售当成生意。最高法相关负责人称，当前拐卖儿童犯罪出现了一些新情况，突出表现在采取偷盗、强抢、诱骗犯罪的发案数量明显下降，大部分被拐儿童系被亲生父母出卖或遗弃，继而被“人贩子”收买、贩卖。对这类情况，该如何应对？

一言以蔽之，对打拐来说，无论提高人贩子还是买方的违法成本，都有必要。但是，诸如提高破案率，尤其是如何防拐，显然更有必要。?

虽然被证实是一次“未经批准”的营销行为，端午节前“贩卖儿童一律死刑”刷爆朋友圈，依然不失为一场民意的集中表达。数十万人的网络接力，让呼吁死刑的意愿甚嚣尘上。网络调查显示，80.9%的网友持支持态度，转发、点赞的背后，折射出不少人对死刑的心理依赖。

这样的舆情反映令法律界担忧，法学达人们纷纷发声，以理性的法治立场告诉人们：一、刑法对贩卖儿童犯罪规定有死刑；二、司法对此类犯罪向来从严处罚；三、一律死刑可能会将被拐孩子陷入险境；四、刑罚配置讲求阶梯效果，罪责刑需相适宜；五、死刑的威慑力有限；六、对于买方的处罚偏轻……

但我不知道，这些解释对改变公众的心理观念能起多大作用。设想一下，当再度出现“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案件时，人们还记得起那些合乎法治理性的金玉良言吗？如果不能，那么，这场看似热闹的法学界与公众的讨论对话，就只是展现了民意与学界的观念裂痕。

有大数据分析显示，参与发声建议的网友，主要分布在19岁至24岁和25岁至34岁两个年龄层。也就是说，支持贩卖儿童一律死刑的人中，绝大多数是有知识、有文化甚至多少懂点儿法的年轻人，他们是伴随着国家普法运动成长起来的，被视为在思想上更容易接受现代法治文明的人。可是，他们的态度多少会让刑法学者心灰意冷，多年推动死刑废除的努力，依然敌不过功利主义和朴素正义观“合谋”下的死刑痴迷。

功利主义迷恋死刑震慑犯罪的功能，虽然这种迷信已被法学者指出是一厢情愿。历史上朱元璋的酷刑反腐，也早已证明极刑在国家治理中的有限性，但人们心理上依然痴迷死刑的威慑力。该如何剔除深藏于内心的功利主义死刑观呢？历史的说教太远，哲理的分析太酸，说到底人们要的是眼见为实。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说过，“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这被刑法学界誉为金科玉律，但老百姓需要的是证据，只有通过刑事执法的严密度和刑罚的必定性，在犯罪行为与刑罚之间建立必然性逻辑联系，从而让民众亲眼看到：没有死刑，照样能够很好的预防犯罪。到那时，人们或许不再热衷于死刑了。

更大的困扰是朴素的正义观。每一次对“贩卖儿童一律死刑”的转发和点赞，都那么义正辞严，民众对受害儿童和家庭充满正义感。在这种发自内心的最为质朴的正义感面前，任何理性的言说都可能被贬为缺乏道义的“理中客”。这种正义感，因为朴素，所以扎根很深；因为质朴，所以改变很难。但只要我们选择的是一条现代法治的道路，就必须在这种朴素的正义感与现代法治精神之间建立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