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旅行部门忠告出国旅行者的原因，据说是不要让人家理解成你真的做错了什么，需要负有责任了。有责任，当然就要承担，这种承担，在日本文化中属于“义理（ぎり）”范畴。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她的《菊与刀》里，将日本人的“义理”跟“义务”做了比较：同样是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义务”指的是对其骨肉近亲骨肉或者对代表其祖国、生活方式、爱国精神的最高统治者所应尽的责任，是理所当然应该履行的。而“义理”则不同，承担“义理”上的责任，并非出于心愿，是迫不得已的，比如接受了太多人家的好处。
跟日本人打交道的人，总会有日本人吝啬的印象，送的礼轻得令人难以置信。我父亲曾接待过来访的日本客人，礼物送上来，包得严严实实，打开一层，是包装纸，再打开一层，还是包装纸，打开了若干层，才终见庐山真面目：一把扇子。虽然那扇子做工无比精巧，但毕竟只是一把扇子。可真是礼轻情意重啊！“礼轻情意重”这种说法，虽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但并没在我们这里落实到行动上。甚至当我们这么说时，往往含有调侃的意味。我们习惯于送厚礼，礼的厚薄，代表着情意的深浅。张艺谋搞的奥运开幕式，礼多重啊，重得像老农民接待客人。而日本人是极忌讳送厚礼的，这会让对方感到不堪重负，觉得你给他添了麻烦。他们不喜欢随便受恩而背上人情债，回恩于对方，也不超出受恩的程度。假如超出了，会被认为让对方承担了“赚礼”的责任。
这样看来，日本人是很有责任感了？似乎又未必。因为“义理”是迫不得已承担的，于是就生出了躲避。比如对战争道歉就是一例。战争被审判了，罪恶被公之于众了，中国韩国等老是喊着要道歉，不能不道歉，怎么办？就道歉吧。在我印象里，近二十年来，几乎所有日本首相上任，都对战争表示过谢罪；英国人则统计：日本人在各种国际场合公开向中国道歉了17次。一方面道歉，一方面又做出不同的事情，发出不同的言论，怎么理解？其实此道歉非彼道歉。哪怕是用上极郑重的“申し訳ありません”，也未必是中国人所理解的“谢罪”。日本语最大的特点就是暧昧，看似说着这回事，实际上指的是那回事。
在一个“中日战争”问题的讨论会的“二次会”，也就是会后在小酒馆喝酒再聚会，几杯酒落肚，这些专家学者就口无遮拦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