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景观：务工人员占有资源本就稀缺，却无法得到政策的恩惠；人才往往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政策还要层层加码。怎么看，这都像是政策的嫌贫爱富。表面上看，一些城市也为务工人员开放了准入通道，但通道的狭窄与艰难非常人所能及，充其量只是掐尖后再掐尖。而导致务工人员不能自由进入城市的，只是那个原本就不合理的城乡“二元”户籍政策。
当然，对人才问题应引起重视，但为什么我们留不住人才，到底是因为人才仅需要物质财富，还是更有所求，这本身就很值得思考。有报道曾指出，最近掀起的这轮精英移民潮，是因为在精英们看来，“优质教育、清洁空气、安全食品、资产转移、安全感，都将在移民的彼岸得到”。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后聂辉华曾就“为什么‘中国制造’在美国更便宜”现象指出，国内企业从拿订单到贷款，要花费太多的隐性成本，“相反，跟外国企业做生意，只要对方考察后确定了合作关系，一纸传真往往就解决了问题”。
商品只是一个小小侧面，折射的却是社会隐性成本高企的现实。隐性成本对应的是不公平，面对这么多的不明不白，即便给人才以物质补偿，也未必就能填平他们的精神缺憾。给人才一个怡人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让他们能够方便地感受到精神和物质双丰收的幸福感，这远比展露一幅暴发富式的财大气粗傻劲，或更能令人才怦然心动。(hedao3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