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悲剧也发生在王勇平身上，回顾他在“7·23”动车事故的发言，他其实重滔王旭明的覆辙，他的“反正我信了”、“生命奇迹”的言论，也不是发言新闻，而是评论新闻，由此导致了有史以来最广泛的媒体问责和议论，最终，王勇平悲呛远走波兰华沙任职。

其实新闻发言人成为了媒体焦点之后，尤其是在重大事故风暴眼之中，任何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东西，都会招致铺天盖地的问责。相反如孔泉等著名新闻发言人，恰到好处的利用官方话语，有时不仅能给自己解除尴尬，也是封堵媒体无遮拦责问的好办法。因为一些复杂的问题，在事情真相还没有完全明白的情况下，你用评论的语气、你用结论性的语调，难免会有偏差，而新闻发言人的职责天生给人的就是官方负责人经得住考验的东西，这一职业特点决定了，新闻发言人说话的谨慎，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感和思维，中规中矩，否则带来的后果是可怕的也是可悲的。

当然，新闻发言人知道的东西比别人多，如果不会和媒体交流，也就不能将官方的意图很好的转达给媒体；没有很高的说话技巧，也不能满足媒体对尚未清楚明白的事实与交代。要做到这一点，仅仅抛弃官方语言是不行的，那是风险很高的行为；如果都是官方语言，那你也是不称职的，迟早是下课的。

那些能提拔留任的新闻发言人，并不是他们的水平比“二王”高，只是他们机遇比“二王”好，这也就是王勇平的不可理喻的发言带来的一遍声讨，而当他远走他乡之时，人们又唏嘘感慨起来。这就是明白了一个合格新闻发言人首先是要弄明白为谁说话，其次是要努力怎么说好话。（肖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