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的笔墨，较大程度上倾向于阶层差距的两端。这并非完全出自个人偏好，而是现实社会本来就呈现纺锤型，中间阶层的陷落，使社会各种差距拉大，矛盾激化，群体冲突骤增。当代涉及人数最多也是最大差距之一，当属城乡差距。新中国的阶层带着浓郁的国别特色，因为权力高度集中，城乡二元分治，使得农民这一庞大群体与城市之间被人为划开一条难以逾越的沟壑。城市人分房，学校等有财政支撑，农村收入本来就低，一切还得自力更生，以艰苦为荣。

城镇化本来是弥合城乡阶层差距的重要路径，近年来，一些地方的坚硬户籍壁垒也似乎有所松动，比如推出了居住证，但与此同时，一线城市针对商品房推出的限购令，几乎均开起历史的倒车，与户籍重新挂钩，还有一些地方在驾驶培训方面，也祭起地域户籍差别待遇。就现有城镇流动通道来看，这条道路布满形形色色的“机关”：交钱入户、投资入户、积分入户……真正彰显公民自由迁徙的权利，则依旧凉在一边。某种意义上，户籍也是一种票证，只不过代表的是人。

有必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还是今天的改革开放时期，农民一直作为城市补充角色的形象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按理讲，条件更差的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上学，理当得到更多抚慰，现实却往往是，并未享受任何公共资源补贴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不是作为一种功臣形象受到城市人的尊敬，而是被假以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强拆了之。而一些地方在感到土地资源异常紧缺之时，绞尽脑汁的创意居然是，低价收购农村土地，逼农民“上楼”，同时将土地打包拍卖，乐此不疲地制造“地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