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对比鲜明的案例是，2010年5月，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向西南五省区灾民捐款2亿，捐赠合同被外界称为“史上最苛刻捐款”——曹德旺向合同执行方中国扶贫基金会开出的条件是，半年内必须将2亿元善款发放到近10万农户手中，差错率不得超过1%，管理费不超过3%。而合同方中国扶贫基金会高标准完成此项目后，非但没有浇灭公众对国内慈善界的追问热情，反倒纷纷以此作为参照蓝本发起更多的追问。

其实，国人从来都不缺乏慈善热情，无论是汶川大地震，还是后来的玉树地震，乃至东南亚海啸等灾害面前，国人奉献爱心的高涨热情至今历历在目。也正是为了保证善款善用的透明度，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为保证社会各界640多亿元捐赠的合理分配，国家审计部门启动了万人规模的过程跟踪审计，虽然这确保了善款的善用，但监督成本高昂，渴盼审计部门介入并非理想之策。

如果现有慈善体系的透明度不足以承载公众的信任，仅凭说教又如何突破现实的困境呢？如果成年人都不愿去直面破解这些问题，又凭什么苛求天真的孩子们呢？倒是觉得，慈善虽然也是一种文化，但并不一定非要在教育上磨太多的“洋工”，关键取决于，能否打造公开透明的慈善体系，能否营造激励公众更加乐善好施的社会氛围。有必要提及的是，曾公开表态，“把财富带进坟墓是一种耻辱”的美国慈善“大亨”卡内基，包括后来“裸捐”的盖茨、巴菲特、李嘉诚等人，其爱心的爆棚始于宽松透明的慈善机制，绝非源自课本。(禾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