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气度，我是谈过一次的，就在两年之前。引发“再谈”之冲动，是因为鲁迅与周木斋的关系。我读到的那篇文章，给人的印象便是鲁迅没有气度：连一位方才23岁的年轻人也不惜以“利刃砍杀”，且酿成了“旷古奇冤”。我捡索了这桩历史公案的相关资料，发现事情却是适得其反。

在鲁迅与周木斋的“笔战”中，用上讽刺、挖苦和“揭露”之笔墨的，是周木斋而不是鲁迅。是周木斋批评鲁迅《文人无文》的文章在挑明“‘何家干’就是鲁迅先生的笔名”之后写道：“以鲁迅先生的素养及过去的成就，总还不失为中国的金钢钻招牌的文人吧。但近年来又是怎样？单就他个人的发展而言，却是中画了，现在不下一道罪己诏，顶倒置身事外，说些风凉话，这是‘第四种人’了。”于是鲁迅以《两误一不同》作答，又在《伪自由书》前记中说了一句：“这回由王平陵先生告发于先，周木斋先生揭露于后”。然而，当鲁迅从曹聚仁先生处得知，周木斋只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没有什么政治背景之后，便与周木斋“相见倾谈，彼此释然”；据唐弢先生回忆，鲁迅还多次赞扬周木斋的杂文，并与周木斋一起为《太白》杂志的《掂斤簸量》专栏撰文，“此呼彼应”。仅此一端，鲁迅的气度，也就烁然可见了。

在这场笔墨官司之前，周木斋曾有《骂人与自骂》一文，指责大学生之“逃难”，他认为大学生应当“赴难”。鲁迅的《论“赴难”与“逃难”》是就此而发的。他在此文中说：“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我并不全拜服孔老夫子，不过觉得这话是对的，我也正是反对大学生‘赴难’的一个。”鲁迅的《文人无文》原与周木斋毫不相干。周木斋的《第四种人》却以如此笔墨对付鲁迅，很可能便与此事相关。然而，鲁迅不但没有因此而对周木斋另眼相看，没有将他当做想靠纠缠文化名人出名的小人。而且，对于这个年轻人，鲁迅的气度也不表现为那种居高临下的“宽恕”，他是将周木斋当然朋友的，要不，他不会与周木斋“相见倾谈，彼此释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