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仔细对比这两个章节的内容，再看看一些媒体在局长会议后对肖天的采访，很容易感觉到一些前后矛盾的地方。肖天副局长解读“搞好三大球”，就是提高三大球国家队成绩，“校园足球是很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国家队如何提高技术水平，这和普及既有联系，又独成体系……”徐莉佳和美国体操，都是这种精英体育路线的成功例子，“现在精英体育有它成功的一套东西，跟你的基础没关系……”

稍微分析一下，就能明白，从体育总局的视角看去，“搞好三大球”，并不是要真正将这三项集体球类运动，在中国社会形成多么高的普及程度，能真正做到让多少青少年参与。体育总局依旧是坚持精英体育的模式，为三大球国家队创造提高成绩的更好条件，例如刘鹏提到的加大投入等等。

在奥运战略下的精英体育模式，举体育总局之力来培育三大球国家队，短期内提升成绩未必做不到，只是如何做到，就费思量了。过往的做法，肯定是长期集训、海外拉练等等，来提升国家队的战斗力，而这样的做法，很多情况下是以牺牲职业体育市场和联赛为代价的。既然“搞好三大球”和运动普及没有那么必然的联系，那么在“搞好”的前提下，面对着选材范围不过几百上千人的小小人才池，不长期集训、三从一大，只怕结不出国家队硕果，不论2016年还是2020年。

倘若围绕三大球的改革，未来走上这样的方向，很难想像这会是管办分离，这其实更是管办收紧。管办收紧也未必全无益处，国家队成绩短期内是有可能提升的，只是长期下去，这更可能是竭泽而渔的做法。

三大球不是体操更不是帆船。没有扎实的金字塔基，精英模式只不过是缘木求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