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的“唐宋生活”

从前的高晓松很轻狂，他自己都承认，曾经穿着睡衣接受电视台采访。他也有理由轻狂，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受到过良好教育。不识字的时候就开始背古文，记住的全是发音。初中和高中都在北京四中念，上课的时候就坐在讲桌一侧：老师忘记了哪句，他负责提醒，像个“书记员”。在中学是校刊主编、诗社社长，还组乐队。当诗社社长的时候，社员都是语文老师，每期他出韵，老师们负责往里填字。

后来超过分数线20多分考进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系主任是自己的舅舅，“上学”对于他来讲，只是走五分钟的路，把被子从家里拿到宿舍。因为不喜欢这样被家人监视的大学生活，也不喜欢家人为自己挑选的专业，最终高晓松从清华退学，直接去了北京电影学院读导演系。

没能如愿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后，上世纪90年代初，高晓松闯进了刚刚起步的中国广告圈。当1993年，大地唱片的黄小茂经沈庆介绍找到高晓松时，他已然是个成功的年轻商人。

顺风顺水的人生，直到去年夏天因为醉驾入狱而终止。现在，高晓松丝毫不介意谈论这段经历，他说自己甚至感激这段经历。“我出狱已经一年多了，那个（入狱）应该是自己精神和思想最自由的半年，因为没有手机捆绑，这个东西太讨厌了。我觉得那个是老天安排的。”高晓松说。

入狱前，高晓松已经有“电话恐惧症”：“谁给我打电话我恨谁，你凭什么给我打电话？我让你给我打电话了吗？凭什么要你选择打电话时间？我觉得特别不自由。”因为醉驾入狱半年，被他形容为像绑在一个车上往前冲，最终强制下车。

“那半年也没有网，也没有手机。只有特别高的房顶，有六七米高，那个灯，永远24小时不关—因为怕黑了以后出现恶性事件。处在一个连时间流动都感觉不到的地方，就特别好。”高晓松刚进去的时候，因为不知道几点，很慌张，就用水瓶做了一个滴水的计时工具。看《新闻联播》的时候，量好半小时的水量，自己数着水滴过日子。

“后来大家说你干吗要知道两点一刻？三点五十？我说我刚进来不习惯，我总觉得时光荏苒，一会儿就出去了。狱友说早着呢。后来就不着急了，感觉很自由。”

高晓松开始享受“自由”的生活，再也不去想“奋斗”的事情了。原来在生活中看点金庸都觉得自责，结果在狱中成了“随便看”，“我一想老子都坐牢了，还自责什么呢？”

除了看金庸，他还看了大英百科全书，自己试着翻译了一本书。“特别自由，看书可以看很多遍，理解大师的想法。读书也特别愉快。跟人谈事也是一样，各种各样的人，文盲、孤儿，而且也不着急，谈话也没有限定时间。那真是特别幸福的半年。”以前每天都会为吃什么发愁，在狱中，高晓松只要等两个馒头：“一开门两个馒头，明天肯定也是两个馒头，唯一就是一个礼拜有一个鸡蛋，但是不知道是哪天，生活的唯一乐趣就是这个。推饭的车来，有鸡蛋的时候就是一脸盆，那个鸡蛋互相碰撞，发出声音，大家听到有鸡蛋的声音，就特别幸福。”

高晓松在狱中认识了各色各样的人，但他从中学会的是“信心”：“没有坐牢之前，我对人特别担心。我杞人忧天，觉得人会沦丧，人会绝望，人会异化。但是在里面，我没有看到绝望、崩溃，我是半年，那里面有七年、十二年的，他们都很乐观，没有崩溃的。所以我特别有信心，大家在一起很愉快。”

“有时候管教说晚上可能下雨，我们看不见天，但是可以听见小雨，就坐在窗前等，直到特别晚，下雨了，非常高兴。突然回到了我自己特喜欢的唐宋生活，就是很慢，想什么事情都很慢。”高晓松至今坚持那半年是自己二十年来最快乐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