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18时许，55岁的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祁晓林自缢身亡。据广州市公安局称，祁晓林生前身患疾病，有抑郁症状。广州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吴沙，次日参加祁晓林自缢身亡情况调查通报会时，确认祁晓林有抑郁病症状，并称未发现其有违法违纪问题。近年来，官员自杀呈增多趋势，而自杀者中尤以抑郁症患者居多，以至公众揶揄抑郁症是官员的职业病。虽然国人向有“死者为大”的观念，但是鉴于官员自杀的特点，为着警示后人，避免悲剧的重演，唠叨祁晓林的自杀，并无什么不妥。诸多自杀的官员，在官方事后通报原因时，生前多有抑郁症，疾病成为官员自杀的直接诱因。如今官场竞争激烈，官员压力山大，个人前途和工作压力相互交织，官员因此而抑郁，似乎也说得通的。但是，既然抑郁的官员有走向自杀的危险，且已经有那么多的前车之鉴警示，作为组织上能否在事先采取措施，避免这种悲剧的接连发生，而不是放任悲剧的发生？当官的魅力实在太大，这既有官本位的传统观念影响，也有为官的现实利益诱惑，以致削尖脑袋或投机钻营往里面钻的国人多着。而且传统上又都能上不能下，一旦头顶戴上纱帽，就再也不容易摘下来了。

因此，尽管身患疾病，依然强撑身体的官员多着。但是，官员既然承担着社会事务的管理职能，那么具有与其履行职责相称的身体素质，也是重要的条件，这不全是私事。既然严重的抑郁症患者，可以造成自杀的恐怖后果，我们的官员尤其是组织上是否都应该反思，如何竭力避免官员自杀现象的重现。无论于公于私，对于官员抑郁症自杀的现象，都必须引起重视而不再无动于衷，更不能无所作为了。从“私”的角度来说，官员自杀对于其家庭而言，无疑是重大的打击和变故；对于单位来说，也难免留下阴影和遗憾；而从“公”的角度来说，官员自杀毕竟会给组织造成某种负面影响，也可能给事业和工作造成被动。因此，明知官员有抑郁症，应该预见到病情的继续发展可能导致自杀的后果而没有预见，或预见到后果也不采取积极的行动，通过晓以利害，调整其工作岗位和职务，从而帮助其从疾病中解脱出来。这种放任自流，算不算是负责的态度和作为？这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尤其是在当前腐败现象严重的形势下，官员自杀更可能引发公众联想，给其家人和组织平添困惑。官方在祁晓林自杀的次日，称未发现其有违法违纪问题，能否就能收到打消公众疑虑的效应还难下断言。总之，无论怎么说，官员自杀都有负面影响。个人可以选择辞职，不必争强好胜地硬撑，所谓“好死不如赖活着”；组织上更应该未雨绸缪，不是消极地无所作为，以致“害”死越来越多的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