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首都圈为核心，以山东半岛、辽中南地区为两翼，提升和拓展环渤海经济圈；以两岸交流合作的深化、国务院关于长三角地区进一步改革发展意见的实施和 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为契机，加速形成东海经济圈；以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建设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为引擎，加速形成南海经济圈；依托产业、人力资源、市场转移升级，内地将形成新的三个极化核心经济带，即：以为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成渝地区、昌九地区为依托的长江中上游经济带；以中原地区、关中地区以及国家能源基地为依托的黄河中游经济带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正在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工业化、信息化、一体化、区域化和全球化，催化和加速中国社会建设与改革，加速中国从生产要素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经济型发展转变。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区域经济正在经历大调整期。
首先，地区产业和人力双重雁行转型升级。进入“十一五”时期以来，随着土地、环境服务、劳动力等基本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不断下降，人民币升值压力上升以及创新型国家核心战略的实施，一方面，沿海核心地区——珠三角、长三角、首都圈、山东半岛、辽中南地区向产业“微笑曲线”高端领域转移，重点推进研发设计、品牌服务和专业化服务的发展，逐步走上高端、高效、高辐射的产业和人力资源发展之路；另一方面，周围地区、特别是市场通达性较好的沿海核心地区毗邻区域以及沿长江、沿京广线、沿黄河中游地区，则积极承接沿海核心地区因产业和人力资源升级转移出来的产业和人力资源，加速推进自身产业和人力资源转型升级。因而，全国呈现以沿海核心地区为引领的产业和人力资源双重雁行转型升级的局面。显然，去年以来的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加速了这一转型升级。
其次，城市化方式优化大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步伐加快，城市化水平由1978年17.92%上升到2007年44.94%，平均每年提高1. 4个百分点以上。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在短期之内可能延缓城市化，但平均来看，在未来15-2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仍将保持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以上的高速发展，估计到2020年城市化水平将达到65%左右，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将达9亿左右。更为重要的是，城市化方式将出现几个方面的变化。一是从城乡区域半分割半融合条件下的城市化向城乡区域一体条件下的城市化转变；二是从社会权利不完全的人口城市化向完全的人口城市化转变，城市户籍常住人口和流动常住人口将合二为一；三是城市产业和就业结构加速从制造化向服务化转变，服务业比重加快提升；四是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加速，其滞后的局面逐步得到扭转；五是从相对分散的城市化向相对集中的城市化方式转变。未来15-20年人口在500万以上的巨型城市将大幅增长，全国可能出现10个左右平均覆盖人口超过6000万的“城市群；六是从相对不理性的向相对理性的城市成长方式转变，土地集约化利用水平明显上升。
第三、随着城际铁路和高速铁路网建设，扩大内需以及东亚经济一体化加深，核心经济圈带进入多元化调整重组过程，全国将形成六个核心经济圈带。一方面，沿海核心经济圈提升和拓展。即：以首都圈为核心，以山东半岛、辽中南地区为两翼，提升和拓展环渤海经济圈；以两岸交流合作的深化、国务院关于长三角地区进一步改革发展意见的实施和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为契机，加速形成东海经济圈；以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建设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为引擎，加速形成南海经济圈；另一方面，依托产业、人力资源、市场转移升级，内地将形成新的三个极化核心经济带，即：以为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成渝地区、昌九地区为依托的长江中上游经济带；以中原地区、关中地区以及国家能源基地为依托的黄河中游经济带。我国沿海内地区域发展差距，尽管在集聚经济、技术创新以及空间交易效率的驱动下长远仍可能会趋于扩大，但在当前一段时期内随着核心经济圈发生多元化调整重组则应趋于缩小。
第四、区域协调互动体制机制更加完善。首先，虽然在国际金融危机期，商品市场的地方保护主义可能加剧，但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系跨地区衔接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全国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将加速形成，从而会有力地推动全国各地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的发挥；其次，地方政府、特别 是基层地方政府事权财权可能进一步扩大，围绕产业、人力资源双重雁行升级转型和经济核心圈带的形成，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和合作将进入新的阶段。其三，全国行政区划进一步完善。省-县（市）-乡镇分级分等行政区体制加速形成；类似美国MPO（大都会区规划组织）的跨地区协调的“界面组织”有可能作为正规行政区划的补充而出现；同时，新的设市制度也必将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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