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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生涯杂忆
??? 我是1953年中专毕业后分配来福建日报干夜班校对的，在校对组呆了27年。当时，七八个人全挤在一间二丈见方的平房里，不大的地方摆下了七八架单人床。所谓的床，是用二条板凳做床脚，上面架上床板。没有办公桌，仅有二张如乒乓桌大小的桌子（没有抽屉）。没有台灯，就借助吊灯灯光，坐在木凳子上或单校或对校。夏天蚊子多，我们一手挥扇赶蚊子，一手拿笔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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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人少，周日一样要出报，每次只能让一位同志轮休，但这也不一定能保证。遇有重大事件，停止休息全力投入工作是常有的事。都是“公家的人”，奉献是理所当然的。“文革”期间，报纸只登新华社消息，许多编辑记者无事可干，校对人却没有这个“福气”，报纸没有停刊，校对组一天都不能休息。
校对组的工作就是扑灭差错，包括排字的差错和原稿的差错。
排字差错是在拣字中产生的，除了拿错铅字外，还包括看错原稿（当时稿件全是手写，一些编辑写的字难认）。这类差错还比较容易发现，如“大”“太”，“自”“且”等字形相近的字。一些原稿字迹太潦草，排版时把“洗”看成“选”或因删改太厉害整段误拣、漏排也时有发生。
原稿差错情况比较复杂，大体上可以分为用字用词错误、事实错误、政治性错误三种。发现和扑灭政治性错误，是对校对的最大挑战。上世纪50年代，有位编辑误把“陶希晋”编为“陶希圣”，陶希圣是国民党的御用文人，陶希晋则是华东区革命领导干部，两个名只差一字，但一错就不得了；1987年，《血肉长城》文中有一句“这是做敌军政治工作的收获”，编辑漏了很关键的“做”字，出了大错。
知识性差错，多是由于编辑对一些知识疏忽引起。如把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误为“海上升明月”；以为淡水的鸳鸯海里也有，形容海中情侣游泳时用了“海中鸳鸯戏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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