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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举行了一次规格较高、规模较大的“强化法律监督推进会”。上海市检察院有关负责人在会上透露，上海检察机关今年以来已立案侦查涉嫌贪污贿赂犯罪案件277件313人，其中大案259件、要案48件；立案侦查国家工作人员渎职侵权犯罪案件25件29人，其中重特大案件15件(12月1日《检察日报》)。

看了这样一组统计数据，笔者为上海检察系统运用法律赋予的特定侦查、批捕、起诉手段积极查处职务犯罪尤其是大要案所取得的成果感到欣喜。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的财产金额在5千元以上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所谓“大案”，通常是指犯罪金额在5万元以上的案件；所谓“要案”，则是指犯罪人员的行政级别属于副处级以上的官员。大案和要案，多年以来一直被列为检察机关反腐败工作的重心，查处数量的多寡，常常还被列为考核的一个项目。因此，各级检察院都花了不少的心思，研究如何突出工作重心，在破获、证明和起诉大案要案上有所“突破”，走上“新台阶”。

说实话，现如今，查处贪腐案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腐败官员的“法律意识”和“抗审能力”已经明显提高，检方取证的难度日益加大。特别是涉案人员是领导干部(包括领导干部是案件证人)的案件，侦查机关的调查取证都会遇到种种困难甚至障碍。因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上海检察机关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立案侦查259件大案和48件要案，实属不易。

不过，话又说回来，重点查处贪污贿赂的“大案”、“要案”，并不等于在反腐败问题上搞“抓大放小”，更不应该是基于好大喜功等功利主义思想下的“放水养鱼”或者“以纪代刑”。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是贪腐犯罪案件的唯一法定侦查和指控机构，它自己首先必须严格依法执法，也同样必须受到公众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