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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个“带薪核桃假”不是当地所有公务员都能享受得了，尽管实施之后的确可能大有裨益，但其违反国家相关规定的特征是很明显的，程序上保证不了正义的决策，又怎么能够抵达目的上的正义？要让这个“带薪核桃假”公平起来，一是要解决与上位法冲突的问题，比如不能搞成公务员带薪年休假制度的特例；二是这种制度必须是公共福利，而不能只为公务员所特有，比如工人或者农民，如果他们也和公务员一样去种核桃，达到公务员可以休这个“核桃假”的条件，是不是也该将对等的福利待遇兑现给他们？

民意在“带薪核桃假”上的反弹，与其说是对公务员“不务正业”的担忧，倒不如说是对公权自创特权福利的愤然。

在种核桃这件事上，因为有了“带薪核桃假”，公平性就转了个弯：比如，公务员当然可以去种核桃，群众也可以，这是公平的；公务员种的核桃和群众一样需要拿到市场上去卖，进出的门槛基本也是公平的；但是，公务员种了核桃还能拿薪水，群众种了核桃就只能拿核桃卖钱，这显然就有失公允了。政策的不正义，就在于它创设了一种需要公权的特殊身份才能换取的特殊利益———而这种利益显然又是拿财政来埋单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带薪核桃假”只是特权福利的新变种而已。这就如同若干年前，公交公司的职工可以免费乘坐公交地铁，电力公司的职工用电从不花钱，医生在医院看病可以便宜两千，城建部门职工自己建房、买房只需支付市场价的几分之一……将公共利益便宜给特殊群体，背后所遵循的无非是“权力定价”的逻辑。

在这些形形色色的特权福利中，属于企业层面的事情，相对比较容易规范一些，比如财政部日前就印发了《关于企业加强职工福利费财务管理的通知》，要求国家出资的电信、电力、交通、热力、供水、燃气等企业，将本企业产品和服务作为职工福利的，应当按商业化原则实行公平交易，不得直接供职工及其亲属免费或者低价使用———然而，公权部门的特权福利，比如“花钱赎买车改”等，显然就不容易纠偏，根源在于权力自我校准比较艰难，这就好比犯了错自己扇自己耳光一样。

“带薪核桃假”制度如果说只是某个官员的想法，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但竟然能预备出台，还正儿八经拟定成文了，就显得比较诡异：这一政策经过了怎样的民主决策程序？群众对这个政策的看法听了没有？人大等部门对政府此般行为有无得力监督？发展地方经济是重要的，事关民生；但公共决策的指向更重要，因为其不仅关乎GDP，还关乎社会和谐与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