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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日，深圳公安局机场分局刘副局长嫁女，摆下110桌酒席庆祝。刘副局长接受采访时表示，宾客八成是村里亲友，自己也有苦衷望记者体谅。(《南方都市报》1月4日)

刘副局长的“苦衷”是：八成宾客是村民旧友，情面难却。乍一听，刘副局长的话的确有道理。但仔细考量，事实上，刘副局长所谓的“苦衷”是以“人情世故”为前提的，是以“人情社会”的行事逻辑为基础的，离开了这样的逻辑，所谓的苦衷就不是“苦衷”，甚至成了“遮羞布”。

官员的“苦衷”能成为消解各种政策和规定的“筹码”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果每一个官员的“苦衷”都成立，从中央到地方就不可能出台《关于严禁党员干部利用婚丧喜庆大操大办借机敛财的紧急通知》之类的规定。在笔者看来，有关部门种种政策的出台针对的恰恰就是人情社会的种种弊病，深圳公安局机场分局刘副局长的所谓“苦衷”，某种程度上恰恰是规避政策的说辞，也是治理“干部摆宴”政策效果弱化的一种折射。

当前，各地对治理“干部摆宴”的决心不可谓不大，措施不能不说缜密，但是，我们面对的事实却是违规者屡屡出现，不妨看看近一段时期以来的新闻———“卫生院副院长为儿摆升学宴遭行政警告”、“云南贫困县公安局政委嫁女摆宴500桌被撤职”、“河北晋州国税局长机关摆婚宴 办公区无人上班”，这些新闻告诉我们，治理“干部摆宴”依旧是个难题。

从根本上说，刘副局长的“苦衷”不能成为一个问题。但我们对干部的管理却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做到对干部的监督常态化和公开化。也只有如此，才能消除“苦衷说”。首先我们要认识到，任何政策治理效果的显现，不在于政策出台的频率和纸面上的严肃程度，而在于能否把政策落到实处；其次，要把监督的权力真正归于公众，从而让官员对制度和政策产生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