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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为何不敌“人情”
www.fjsen.com?2010-01-05 15:55? 朱四倍?来源:河北日报    我来说两句

1月3日,深圳公安局机场分局刘副局长嫁女,摆下110桌酒席庆祝。刘副局长接受采访时表示,宾客八成是村里亲友,自己也有苦衷望记者体谅。(《南方都市报》1月4日)

刘副局长的“苦衷”是:八成宾客是村民旧友,情面难却。乍一听,刘副局长的话的确有道理。但仔细考量,事实上,刘副局长所谓的“苦衷”是以“人情世故”为前提的,是以“人情社会”的行事逻辑为基础的,离开了这样的逻辑,所谓的苦衷就不是“苦衷”,甚至成了“遮羞布”。

官员的“苦衷”能成为消解各种政策和规定的“筹码”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果每一个官员的“苦衷”都成立,从中央到地方就不可能出台《关于严禁党员干部利用婚丧喜庆大操大办借机敛财的紧急通知》之类的规定。在笔者看来,有关部门种种政策的出台针对的恰恰就是人情社会的种种弊病,深圳公安局机场分局刘副局长的所谓“苦衷”,某种程度上恰恰是规避政策的说辞,也是治理“干部摆宴”政策效果弱化的一种折射。

当前,各地对治理“干部摆宴”的决心不可谓不大,措施不能不说缜密,但是,我们面对的事实却是违规者屡屡出现,不妨看看近一段时期以来的新闻———“卫生院副院长为儿摆升学宴遭行政警告”、“云南贫困县公安局政委嫁女摆宴500桌被撤职”、“河北晋州国税局长机关摆婚宴 办公区无人上班”,这些新闻告诉我们,治理“干部摆宴”依旧是个难题。

从根本上说,刘副局长的“苦衷”不能成为一个问题。但我们对干部的管理却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做到对干部的监督常态化和公开化。也只有如此,才能消除“苦衷说”。首先我们要认识到,任何政策治理效果的显现,不在于政策出台的频率和纸面上的严肃程度,而在于能否把政策落到实处;其次,要把监督的权力真正归于公众,从而让官员对制度和政策产生敬畏。


责任编辑:陈瑜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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