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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广东的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暨南大学副校长周天鸿，也是高校去行政化的积极支持者。他认为，“高校取消行政级别的更重要意义在于制定完善的自主办学机制，减少官本位的思想。”

“去行政化就应该改变现有的校长任命制。”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政协副主席、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郑楚光向本报记者表示。他主张“学术权力”，并认为应该“平衡高校内部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

高校行政化积弊甚多

“行政化体系下，教授位于校长、院长、处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之下，无地位、无话语权。”郑楚光委员认为，如此“座次”，学术、科研不可避免地被“盘剥”。“中国教育机构中行政级别最高者为副部级，原来只有两家，现在至少有38家了。在行政化的体系中，所有的管理者，无论从名义上说还是从实质上看，都是行政官员。于是，在教育界，教育家常常难以寻觅，大大小小的官员却比比皆是，形形色色的教育机构变成了官场。”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曾参与医改等多项国家战略规划的制订，对教育发展规划早有经典分析。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有些观点将上大学贵、大学生就业难等问题，归罪于教育产业化，但实际上，“教育行政化才是造成高等教育种种弊端的最主要根源，而所谓教育产业化或伪市场化恰恰是高度行政化的后果之一。”

“高校学术腐败也都源于行政化的教学、科研评估体系。”顾昕教授说。网上曾有广西某大学“大张旗鼓、热烈迎接”教育部学科评估委员会某秘书的闹剧，其产生的根源即在于此。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高等教育发展史来看，高校行政化曾发挥过重要作用，比如高校进入行政序列，保障了教育经费的统筹、划拨到位。但是，“教育发展战略得以提升，教育经费的划拨、管理模式也必须改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说，规划纲要下一步需要理顺高校办学的拨款机制。他进而建议，“成立国家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制定教育拨款预算，并监督政府拨款，学校就用不着‘跑部钱进’了”。

高等教育如何去除行政化、超越行政化？迟福林委员还建议，要成立高层次的、超越部门利益的中央综合协调部门；尽快在局部地区推开试点，比如取消行政级别从副部级大学入手；切实完善社会监督系统。“教育系统积弊甚多，必须要有大决心、大动作、大环境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