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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意识增强，追求更多的利益保障

时间：3月5日地点：太原某工地宿舍

人物：李明山建筑工

24岁的李明山，老家在临县，2006年来太原打工已经4年多了。

“新年有什么愿望？”记者问。“希望社会能给予农民工更多的利益保障！”李明山说。

“5年前，当时我在老家临县的一个工地打工，开工前老板承诺每月初开上月工资，但从2月份干到5月份，我没领到一分钱。很多工程单位都是半年结算一次，我想6月底老板一定会发拖欠的工资。然而，让人失望的是到了7月底，依然没拿到一分钱。直到年底老板总算发工资了，但还是欠了两个月的。”

“当时赚得少啊！两个月才1500多元，心里真是急啊，但我还不敢随便换到别的工地。害怕自己走了后拖欠的工资彻底打了水漂。”

“不过，现在好了。我们工地每个月按时发工资，一拿到钱，我就赶紧存了。除了生活用品，舍不得花钱，想通过储蓄为未来多留一点保障。”李明山一边拍着自己裤袋里的钱包，一边和工友开着玩笑，一脸轻松。

李明山的女朋友在太原服装城卖衣服，两个人相处2年多了。在城市安家立业，对李明山和女朋友来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李明山说，他现在一个月除了必须开支，差不多能存1500元左右，并打算再攒点钱就回去结婚，而后两口子再一起出来打工。

记者感言：尽管，在“新生代农民工”自己看来，身份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可实际上，因为身份不同带来的种种差异依旧那样清晰，这不仅体现在农民工和城市工人的收入差距上，更主要是体现在社会保障方面。如果说，他们父辈给社会的压力主要是就业，那么他们面临的身份认同、婚姻、保障等问题，则远远超出了就业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