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民：公款吃喝大行其道，其实是权力与利益交易的市场选择。权力腐败始于交易，交易需要场合。源于崇尚吃喝的传统，顺理成章，手握权力的人被请上了餐桌。“吃什么无所谓，关键是和谁吃”，“喝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让关键的人喝满意”，而人的需求是不断升级的。这便是公款吃喝的档次越来越高、成本越来越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编辑：据有关方面不完全统计，中国公款吃喝开支1989年为370亿元，1994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2002年达2000亿元，2005年突破了3000亿元大关。如此触目惊心的数据，令人痛心。对此百姓一片鞭挞之声，党政部门也频发禁令。然而，各种名义的公款吃喝行为却屡禁不止。

杨小军：习俗风气，只是一个方面的原因，制度支持才是重要因素。如果没有公款吃喝财务制度的保障，官员们吃自己的饭，喝自己的酒，无论如何也不会发展到如此程度。财务制度缺陷是公款吃喝的重要原因。我们的财务制度是允许公款吃喝的。公款吃喝可以在所谓会议费、出国费、培训费、调研费、科研费等合法的项目下报销。

王建民：公款吃喝背后，存在巨大的利益链条，形成一种腐败“文化”，成为有些干部跑门子、拉选票、建立所谓“人脉”关系的主要方式。而公款吃喝的费用之所以能够顺利通过财务部门、审计部门等的审核与监督，是发票在“漂白”这些庞大的黑色账目。财务报销制度的不完善，在纵容着公款吃喝。

杨小军：此外，监管失策负有重要责任。贪污是犯罪，这个问题在法律上早已解决；公款吃喝就是一种浪费，这种浪费也应是犯罪，却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尽管我们下发过多份文件，试图遏制公款吃喝，但不仅没有什么效果，反倒是吃喝之风更甚。究其原因，是监管失策。正因为监管失策，才会有无处不在的大吃大喝。

编辑：据统计，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出台的相关禁令多达上百项。相关部门对于公款吃喝消费的规定越来越细，但“言之谆谆，听之藐藐”，吃喝之风却有日趋泛滥、蔓延之势。上百个红头文件为啥管不住一张嘴？

杨小军：上百个红头文件来遏制公款吃喝之风，说明我们的态度是坚决的，也是高度重视的，但同时也说明这些文件并没有真正管用。要想管住公款吃喝之风，不能再用一般性要求、反复强调等办法，而应当用制度和法律手段进行治理。

王建民：不少公职人员认为，“不贪污不受贿，吃吃喝喝有啥罪？”而相关的规章制度本身也存在漏洞：一方面，大多禁令文件本身道德倡导性内容过多，具体责任追究等细节性规定少，缺乏实际可操作性；另一方面，财政预算存在不透明、预算执行弹性空间大等特点，各级公务接待标准也较为模糊，从而在客观上为各地公款吃喝的超标违规提供了制度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