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中国传媒领袖大讲堂于2011年7月18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开班。本届大讲堂邀请30多位传媒领军人物，一线编辑、记者、主持人和著名专家学者，为来自全国80多所高校的近300名学子讲授传媒业改革创新的经验与教训，帮助学子们了解传媒业界和学界的最新发展动态，深化对传媒业和新闻传播学科的认识。以下为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的演讲。

赵启正以“开拓公共外交的重要意义”为题，从什么是公共外交、开拓公共外交是建立良好国际环境的必然选择、培养自觉的公共外交意识三个方面向传媒学子们阐释了公共外交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公共外交人人有责，要树立公共外交的高度责任感，除了政府和官员应当承担公共外交的责任之外，凡有机会、有能力的民间人士都应当有参与公共外交的自觉性。具体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有比较的眼光，“内知国情，外知世界”。我们要认识到世界处于进步和发展中，并认识到世界的复杂性，才能正确理解自己国家的进步与不足。中国改革开放30年内走过了外国上百年走完的道路，如此巨大的成绩也伴随着很多代价。并且，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产生的社会问题也较多。在公共外交中，我们一方面要表达克服困难的信心，另一方面应当谦虚、实际。外国人常用“中国模式”来肯定中国的进步和成就，但对中国模式的定义却各不相同。我认为，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的理念、政策、实施过程、成就和不足是研究中国模式最好的案例，研究中国案例比研究中国模式更具体。

二是能够跨文化交流。首先，是跨语言的交流。跨语言未必等于跨文化，甚至会出现很多错误。如“龙”在中英文语言中差异巨大，而外国人常将它与“中国威胁论”联系起来。邓小平同志曾说过“韬光养晦”，是指我们在国际斗争中不要当头、要保持低调，但在很多场合却被外文翻译成“隐藏野心，收起爪子”。其实，韬光养晦本意是指一种修养和品质，而非阴谋。正如意大利名言所说，“翻译即是背叛”，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其次，是跨生活方式的交流。例如，有些外国官员不理解中国的酒文化，反对“强迫喝酒”；而有些国家却有自己的酒文化，官员喜欢喝酒。跨生活方式的交流中，最复杂的是宗教信仰。我曾和一位美国的宗教领袖讨论上帝和圣经、宗教和科学、宗教和社会等问题，就有神论和无神论进行直接的对话，而部分美国媒体对中国无神论者和美国布道师的友好交流表示不可理解。

三是不但会说，而且会听。听是说的基础，倾听外国人说什么、外国是怎样，可以了解外国人对中国哪些问题有兴趣、哪些问题有误会、哪些问题想知道，有助于具有针对性地进行交流，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基本礼仪的层面。在与外国人交往的过程中，交流的内容非常重要，而礼仪则是为思想交往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