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和各种社会矛盾凸显的历史时期，各方面体制机制还不完善，有着不少缺陷和漏洞，存在着滋生腐败现象的土壤和条件。从世界各国发展历程看，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大都经历了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而我国用短短几十年时间跨越了其他国家上百年的发展历程，各方面体制机制制度必然要经历一个不断健全完善的过程。即使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健全的西方发达国家，也都为不断发生的腐败问题和政治丑闻所困扰。近年来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家相继发生的政权更迭和政治动乱也都与腐败问题密切相关。

二是在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影响乘机而入，同我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封建残余思想影响相结合，侵蚀着党员干部的思想，一些党员干部宗旨意识淡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滋长。比如，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孙瑜为满足自己的高消费，收受贿赂328万元，伙同他人骗取国家资金400余万元，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8年。孙瑜在其忏悔书中说：贪图享乐，无限制地追求高消费，是我违法犯罪的重要原因。

三是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多元利益主体在我国市场上的竞争日趋激烈，不法分子通过商业贿赂攫取非法利益，拉拢腐蚀公职人员。比如，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因受贿2959万元，被依法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他在检查中说：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体现在领导干部身上腐蚀与反腐蚀的斗争是如此尖锐和复杂。说复杂，是指对领导干部的腐蚀，在温情脉脉、杯光酒影中就能得逞，让你在不知不觉、舒舒服服中演变过去。

四是干部队伍构成发生很大变化，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发生动摇，不少中青年干部缺少严格党内生活锻炼和重大政治风浪考验，容易受腐败病毒感染。一些领导干部没有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有的心态浮躁、贪图虚名，一门心思用在谋求更高的职位上；有的在收入和待遇上盲目攀比，感到自己的付出与回报不成比例，因而产生“心理失衡”，走上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违法犯罪道路；有的甚至利欲熏心、私欲膨胀，公然索贿受贿、侵吞公共资产和国家、集体资金，等等。比如，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李堂堂，就是在2002年陕西省政府换届和2005年届中调整时未被提拔使用，感到自己吃了亏，产生了为自己捞好处、留后路的想法并付诸实施。2007年曾因拉票贿选、违反换届纪律，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通报批评。与此同时，本人或通过其弟收受贿赂共计折合人民币760余万元。李堂堂因受贿罪一审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

五是反腐倡廉建设中仍然存在薄弱环节，一些地方和单位管理失之于软、失之于宽，教育不够扎实，制度不够健全，监督不够得力，预防不够有效，好人主义盛行，应该及时提醒的没有及时提醒，应该坚决制止的没有坚决制止，应该严厉惩处的没有严厉惩处，有的甚至包庇腐败和犯罪。就纪检监察工作来讲，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比如在思想观念、工作机制、工作方式等方面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措施和办法还不够多，等等。

我到中央纪委工作以来，参与研究处理的中管干部有几十个。这些干部中的大多数可以说最初的表现还是好的，也是通过勤奋工作、清白做人赢得组织和群众信任，一步一步走上领导岗位的，其中有些人的能力和贡献还比较突出。但后来随着职务的提升和权力的增大，放松了主观世界的改造，加上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诱惑，最终经受不住考验，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从而滑入腐败深渊。这些人的违纪违法行为，不仅损害了党的形象、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而且最终使自己落得个身败名裂甚至家破人亡的下场，的确让人感到既痛恨和气愤，又痛心和惋惜！

第四，要充分认识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有利条件，坚定抓好反腐倡廉建设的信心。首先，我们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我们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每年都多次召开专门会议研究部署反腐倡廉工作，江泽民同志先后10次、胡锦涛同志先后10次出席中央纪委全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国务院每年都召开廉政工作会议，对政府系统反腐倡廉工作作出部署；中央还专门设立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和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直接指导和协调反腐倡廉工作。这些都为我们推进反腐败斗争提供了重要政治和领导保证。

其次，我们有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腐败现象从本质上讲是私有观念和剥削制度的产物。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区别于历史上任何剥削制度的崭新社会制度，为从根本上消除腐败奠定了制度基础。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综合国力极大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法制保障。近年来，我在率团出访期间与各国领导人会谈时，感到他们对我国的发展成就高度赞赏，同时对我们的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等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比如，一位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首脑就对我说，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适合中国特殊的国情需要，现阶段的中国需要一个开明的领导层和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以便就重大问题作出决断。可见，社会主义制度有着巨大优越性，我们完全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自身存在的腐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