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坚持“不干涉内政”的成本增大。随着全球化时代内政与外交的界限日趋模糊，加之中国海外利益迅速拓展，综合国力倍增提升中国反干涉能力与自信心，中国国际责任显著增大，中国难再简单坚持该原则：一是内政与外交紧密交织、难以切割，有时内政即外交、外交即内政，如一律不干涉，势必影响中国外交权益与地缘利益；二是外国情势演变影响到中国的海外利益，如一味固守该原则，势必危及海外利益；三是国际法新发展导致由联合国与区域组织出面的“国际干预”已成现实，中国作为安理会“五常”之一，难再置身国际社会集体与合法干预之外。

再次，周边海洋争端加剧导致“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陷入困境，“维权”与“维稳”难以兼顾。中国崛起、美国“东移”、周边海洋争端凸显三者叠加，“搁置争议”既办不到、也更有利于对方“实际控制”，“共同开发”则被对方独自开发取代、中国权益备受侵蚀，该原则难以为继、需作权变。

其四，外交资源手段相对不足与外部环境的压力需求有落差。中国对外长期重视经济发展，习惯“以经促政”，经济实力与经济手段比较优势突出，但在军事安全、政治体制与价值观两方面实力不济、手段不够、经验不足，不仅在对外拓展国家利益与保障境外安全的能力之间矛盾突出，而且在军事安全与政治价值观上的国际话语权匮乏，加之受制于“不结盟”与“不干涉内政”，中国对周边与国际热点地区的战略投入不足，导致左右局势发展的控局能力不强。面对美国挟军事安全与“民主”价值观两大优势“转向”亚太，中国仅剩经济优势，博弈“中美邻”大棋局颇为吃力、容易吃亏。

其五，对外工作战略谋划、体制机制与“大外交”、“大安全”的客观形势有落差。与美、俄等世界主要大国相比，中国缺乏系统的对外战略，“战略空白”导致对外工作欠缺方向、章法、规划，容易各行其事、找不着北、没有定力。在体制机制上，存在部门利益干扰国家利益、内外分割、政出多门、相互掣肘等诸多问题，缺乏强有力的跨部门、超部门统筹协调机构，在涉外海洋与危机管理问题上尤其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