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缺乏法治文化、缺乏公民意识，已成为当前影响我国法治进程乃至现代化进程的一大瓶颈。为推进法治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就要正确把握法治文化和公民素质的内涵及基本要求，坚持不懈地弘扬法治文化，特别是抓住法治文化的主体（即每一个公民）和主导方（即政府及其各级官员），切实转变观念，摒弃臣民意识和特权意识，培育以权责对等、基本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为核心的现代公民意识和法治意识，尽快催生公民社会，为法治建设夯实文化基础。

关键词：法治建设；法治文化；公民社会；公民素质

一、什么是法治文化

何谓“法治文化”？有学者认为：“法治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对于法律生活所持有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它是相对于“人治文化”而言的。简单地说，法治的天职是避免人治，文化的功能是抑制“武化”。

试举2011年的钱明奇案为例来说明。2011年5月26日，江西抚州市检察院、抚州市临川区行政中心、区药监局旁边的马路先后发生三起爆炸，共造成4人死亡，9人受伤。制造连环爆炸案的犯罪嫌疑人钱明奇当场死亡。钱明奇，江西抚州市临川区居民，无固定职业。1995年、2002年先后两次遭遇征地拆迁，走上漫漫上访路。坚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却始终未能解决，最后诉诸暴力，制造了连环爆炸案，自己也当场身亡。事后媒体发现，他的案头摆着许多法律书籍，如《新编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法律手册》、《拆迁安置补偿索赔技巧和赔偿计算标准》等；他的照片、日历记载着“难忘上访路”，据说他在微博中早已明示要采取爆炸行为：“十年来，我依法诉求至今未果。我要是拦路抢劫十块钱，又应受法律如何制裁？我该怎么办？当初我没有像唐福珍汪家正等人舍身保家抗腐那样做，今不想做第二个钱云会和徐武，逼迫我向董存瑞学习。”

惨剧发生后，人们扼腕叹息：钱明奇的合理诉求要是能及时通过法律途径得到解决，又何至于发生暴力伤害呢？

种种事实证明，走法律途径的最大障碍有两种：一种是强势阶层（如一些开发商、部分官员、地方政府等）凡事依赖强权压服人，不按法律办事；另一种是弱势阶层中也有部分人，不相信法律能解决问题，认为社会依然停留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信奉无赖哲学，凡事诉诸缠闹甚至求助于黑恶手段，也不按法律办事。前者信奉刀枪，后者信奉拳头，二者都不愿信奉法律。这两股阻力恶性互动的结果，使得法治建设困难重重。因此，这两者，正是法治的两大敌人。

二、为什么要大力弘扬法治文化

已故旅美著名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在《晚清七十年》一书中提出了“历史三峡论”，认为：迄今为止，中国历史共出现两次“大转型”。第一次出现在秦朝，由封建制转为郡县制，具体大致为公元前4世纪中叶商鞅变法开始，一直到汉武帝与昭帝之间(约公元前86年)才大致安定下来，前后转了二三百年之久，自此这一秦汉模式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便一成不变地延续下来，亦即毛泽东所谓“千古犹行秦法政”。及至清末，中国出现了第二次大转型，由帝国转为民国，由“人治”转为“法治”，由事实上的“任命制”转为真正的“选举制”。用唐先生的话说便是：“这第二次大转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极其痛苦的。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自1840年开始，我们能在2040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如果历史出了偏差，政治军事走火入魔，则这条‘历史三峡’还会无限期地延长下去，那我民族的苦日子就过不尽了。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的一日，这是个历史的必然。到那时‘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我们在喝彩声中，就可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了。”

“两百年出三峡说”因《晚清七十年》一书而得到广泛流传和关注。当然，作为史家，唐德刚先生深知历史是由“必然”与“偶然”（或不可预测的“变数”）相互激荡而成的。他曾对张学良说，西安事变就是历史中的“偶然”，却改变了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而“三峡史观”最重要的不在于时间上的预测，而在于对历史脉络的清晰洞察、对本民族前途命运的忧思和关切。它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从“人治”到“法治”这个过程的艰辛与凶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