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探感召力：撬动心灵的力量从哪里来

——第38集团军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闻调查

■本报记者　费士廷　李建文　武元晋

85年前，福建上杭古田，毛泽东伏案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时，郑重写下“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

85年来，思想政治教育伴随着我军成长、壮大，激励将士，凝聚力量，成为我军的政治优势和“看家本领”。

时代在变，人在变，使命在变。今天，思想政治教育所处的环境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怎样传承光荣传统，让思想政治工作充满时代性和感召力？记者深入第38集团军调查采访。

教育的生命力在于抓活思想。教育要走出接地气不够、联系实际不紧的现实困境，往深里想、深里做，必须最大限度贴近官兵、贴近实际——

撬动心灵，要善于调查研究发现真问题

这是一个看似平常、却值得深思的故事。

大学生士兵樊首品有段时间情绪低落，训练没精神，有时还压床板。连队干部觉得他是体质弱，怕苦怕累，根子是报国强军的意识淡薄。

连队就此组织了一次专题教育。没想到，却引来了樊首品的质问：我是硕士研究生毕业，要找份体面的工作并不难。如果我不是想报国，我来军营干什么！如果我怕苦怕累，我在地方过舒适日子就行了，还来训练场干什么！一连串的质问，让连队干部有些措手不及。

事后，樊首品颇为委屈地说：“是人，谁没有个曲曲折折。”原来，他相恋多年的女友分手了，这种事他怎能说出口。

教育没找对“病根”，想当然地树一个靶子，撬动心灵自然无从谈起。

如今，樊首品已经退伍返乡，但他的一句感慨至今令教育者警醒：“有时，参加教育是一种煎熬。”这位高学历战士的感慨也许有些偏激，却反映出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着接地气不够、联系实际不紧的现实问题。

从调研情况看，类似的现象并不少见：有的搞教育忽视调查研究，一厢情愿坐在办公室里设问题、树靶子，人为设置伪问题甚至假问题；有的教育囫囵吞枣，一人感冒、大家吃药；有的把背记多少题、记多少笔记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标准，检查工作只看时间落实没有，不注重看效果怎样、行动怎样，形式上轰轰烈烈，效果却差强人意。

我军能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思想政治教育是特有优势。我们不禁要问：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为什么会出现了这些问题？

集团军政委邹运明说：“归根结底是开展教育的动因和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偏差，有的单纯地为完成任务、落实计划去搞教育，为教育而教育，把精力过多放在出材料、出经验上，搞自我服务、自我评价、自我循环。”

思想政治教育是为解决问题而存在的，针对现实问题发挥引领人激励人塑造人的功能，是教育的全部价值和意义所在。85年前，古田会议之所以能提出一整套教育理念、对策和措施，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直面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等错误思想，实事求是地回答了一系列时代课题：要不要坚持党对红军的领导、怎样领导？红军向哪里发展、怎样发展？红军完成什么任务、怎样完成？

回望古田，历史已经昭示：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要走出“接地气不够、联系实际不紧”这一现实困境，必须奔着现实问题和活思想去，想方设法发现官兵的真实思想问题。

人的思想千变万化、千差万别，要发现真问题并不容易！今天的社会环境从封闭到高度开放，官兵结构从相对单一到日益多元，官兵之间的隔阂多了，距离远了，基层官兵经历复杂多样，思想多元易变，思想隐蔽性明显增强。调研中，有些基层带兵人说：“不少战士有了困惑，遇到难题，宁愿找老乡同学甚至网友倾诉，也不愿意对我们讲。”还有干部感叹：“有的战士接触面广，信息渠道多，思想变化快，有时探一次家变一个样，上一次网一个想法，接个电话又一个念头。”

那么，活思想究竟该怎样抓？真问题到底该怎样找？在一次次座谈中，部队官兵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中开出了这样的“药方”：

他们说，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

“搞好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要牢固确立为解决问题而开展教育的思想。”某团政委张艳阳说，只有如此，才能自觉以艰苦深入的作风发现问题，以望闻问切的方法分析问题，以锲而不舍的精神解决问题，让教育回归到它的本身使命上来。

“搞教育贵在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某装甲师司令部直工科长刘勇说，要坚持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能搞无病呻吟；要坚持谁有问题就解决谁的问题，不能搞一锅药汤大家喝，一剂药方大家吃；要坚持问题到什么程度讲到什么程度，既不能扣帽子、贴标签，也不回避、绕道走。

他们说，要眼睛向下，扎扎实实搞好调查研究。

重访古田，在新泉“望云草堂”简朴的小厅里，两张并合在一起的四方桌上放着一个瓦茶壶、十几个粗碗。当年，为调研红四军官兵的真实思想情况，毛泽东在这里召开了红四军大队长、支队长、支队党代表、士兵等一个又一个调查会，为古田会议成功召开做了充分准备。

“教育面对问题来自基层，发现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要像老一辈革命家那样，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集团军宣传处长郭创立说，“教育实施之前，要把扎实深入的调查研究作为首要工作，要有满腔热情，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放下架子甘当小学生，而不是蜻蜓点水，简单问几句，发一张调查表了事。”

他们说，要善于从基层官兵利益需求中把握思想脉搏。

重温《古田会议决议》，我们不难发现，类似“坚决废止肉刑”“废止辱骂”等注意贴近人的利益和诉求做教育感化工作的规定，比比皆是。

回顾党的历史，从“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所有成功的宣传教育，都离不开利益这支“看不见的手”。

时代在变，教育的起点和落脚点没变。某师政委武景润说：“当前，像吃穿住行等与官兵紧密相连的利益问题，早已不再成为问题，但是，在事关进退去留、成长成才等利益关系调整及利益诉求引发的思想和心理波动，仍然是官兵现实问题和活思想的主要内容。只要善于从利益动因上着手，就能发现官兵的真实思想问题。”

教育面对的问题在基层，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在基层。让教育说到官兵心坎里，激起官兵思想共鸣，就要顺应青年官兵认知方式和行为特点创新方法手段——

撬动心灵，要在与时代同行中探索真办法

采访基层干部，他们几乎都有一个相同的感叹：搞教育难。

今年正逢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指导员张健结合甲午战争给连队上一堂教育课。当他讲到慈禧挪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时，曾经是河南师范大学历史专业本科毕业生的新兵王斯当即站出来：“指导员，你讲的数据不对！”接着，王斯把慈禧当年做寿修了哪些工程、前后花费多少银两，讲得有根有据，有些史实张健都是头一次听说。

指导员陈霄说，以往，指导员拿一本《心灵鸡汤》就能上一堂很好的教育课。现在不行了，你给战士讲名人励志的故事，战士立刻问你是否知道名人的父亲是谁？随后，他能讲许多令你想不到的东西。

两位指导员遇到的问题，正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境况：随着时代的变化，被教育者的思维、眼界、知识储备正发生急剧变化，传统的教育方式方法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

先看教育对象。据某团对2004年至2013年新兵的追踪调查：独生子女比例由16％上升到62％；大学生士兵具有3年以上社会经历由18％上升到60％；对军营硬件设施满意度由80％下降到50％。该团今年入伍的300多名新兵中，大学生士兵占到21％。入伍前，他们大多是“电脑控”“微博控”“手机控”，除了睡觉，基本上电子产品不离手……基层官兵之间经历、经验、知识、年龄等“倒挂”现象已客观存在。

再看教育手段。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官兵们上教育课，“广阔天地是课堂，煤油灯下抄书忙”；八九十年代，“一块黑板一支笔，拿着教案念到底”；进入21世纪，“电脑成为新帮手，眼神随着课件走”。

当前，互联网正以几何级速度飞速发展，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和4G时代已悄然到来，社会正由封闭阔步迈向信息化。

人们不禁要问：在这样的时代，在这样的被教育者面前，思想政治教育该何去何从？我们的教育应该采取什么方式方法？

85年前，面对红四军党内单纯军事观点、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挑战，古田会议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提出一整套教育理念、对策和措施。比如，规定了党员教育10种材料、18种方法，提出了著名的10大教授法；明确了士兵政治训练的19项学习材料和上政治课、早晚点名说话等6种教育方法，开创了我军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先河。

今天，我们的办法从哪里来？

要尊重官兵的主体地位，发挥基层官兵创造力，坚持从形象生动具体可感进入，接地气、有兵味。

教育面对的问题在基层，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在基层。记者一路调研，部队教育者的种种探索让人耳目一新。

某团榴炮一连指导员侯立阳回吉林老家探亲休假，带回一张河北保定地图。看到地图，家人没仔细看，就忙着在图上找自己的家。侯立阳用这次探家经历启示新战士：每个人情况各有不同，要实事求是设立自己目标，别拿别人的地图找自己的路。

上士张志高刚入伍时体能考核垫底，被编入了炊事班，一度心灰意冷。令张志高意外的是，连队干部骨干并没有批评他，而是给他出了两道计算题：0.99的365次方等于几、1.01的365次方等于几。张志高告诉记者：“第一题答案是0.03，第二题答案是37.8。365次方代表一年的365天，1代表每一天的努力，1.01表示每天多做0.01，0.99代表每天少做0.01。365天后，一个增长到37.8，一个减少到0.03，这则公式告诉了我努力的意义。”

从此，揉面、甩面，成了张志高练习手臂力量的运动操；练习深蹲，他背着背囊、腿绑10公斤重沙袋……第二年，团里组织军事比武，张志高作为唯一报名参赛的炊事兵，以59个引体向上的成绩打破全团记录。后来，张志高进了战斗班，当了班长，在集团军、师、团各级比武中斩获了20多项冠军。

某师副政委陶泳说，随着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微交流”方式的流行，最好的教育不见得就是精心准备的一堂课，它也许是特定时机和环境下的一句鼓励、一条微信、一次交流，甚至是欣赏一部微电影、微视频。

某师政治部宣传科长许建辉说，随着以“把力量联合起来，给其中的每一个成员使用”为思想的云计算时代的到来，可以设法构建一个到达每个单位甚至个体的高速、高品质城域网络，形成一个互动共享的教育大平台，实现个体与个体、单位与单位之间的即时交互和交流。

某防空团副政委陈国良说，在一个人人即媒体、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网络时代，应鼓励官兵在政工网上当版主、写博客，开论坛、记兵事，用自己的“麦克风”表达自己的声音，人人说、人人听，基层官兵不再是教育的旁观者，人人都是参与者和传播者。

办法要实要管用，归根到底还要依法施教。几乎所有施教者都说，《思想政治教育大纲》从组织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规律上，规定了计划、准备、授课、活动、讨论、总结等六个环节，总结出了课堂教育灌输、群众自我教育、随机教育启发、典型激励警示、仪式庆典激励等13种方法，是实施教育的基本依据，只要坚持虚功实做，久久为功，科学抓、抓到位，就能抓出成效。

教育的感召力首先来自真情的感染力。教育拨动官兵心弦，必须学会运用情感提升教育效果——

撬动心灵，要面对面心贴心投入真感情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上士范洪川，至今仍然无法忘记11年前的那堂课。

“那是我新兵下连第一课。当时，我们都坐在连队俱乐部里，指导员邓东平什么也没拿就走了进来。他讲课的主题，是‘我们红二连的兵应该有个兵样’。先说到战争年代连队是怎么打仗的。当年，连队攻打无名高地时，老连长一声吼，手榴弹一炸，把敌人打得稀里哗啦。他很投入，讲得激情四射，把我们的心都抓住了。后来，他又讲到训练尖子张小兵怎么成长，生病后班长怎样帮他熬药，退伍时又如何舍不得走，俩人在屋里抱头痛哭，指导员边讲边流泪……听了他的课，我就觉得这个连队不赖，发誓要好好干。”

11年前的一堂课，授课者靠真情打动了范洪川，也激励了范洪川。范洪川当班长10年，带出了近百名骨干，现在连队9个班长，7个曾是他带的兵。

教育的感召力，首先来自真情的感染力。有人曾形象地比喻说，如果把教育比作一道菜，技巧只是其中的花椒大料，而真情则是提摄百味的盐。

从调研情况看，教育者缺乏感情投入，忘了撒放真情这味“盐”，是教育缺乏成效的原因之一。

采访中，基层官兵反映说，有的上教育课精力不集中，心不在焉；有的课清淡如水，没有一丝情感流露；有的教育者居高临下，动辄就是要注意一、二、三，我讲你听；有的处处以领导、老师自居，自己永远是对的，教育别人是天经地义；有的自说自话，只讲自己的理，不顾官兵的情，只说自己的话，不想官兵的苦。以至于有的战士讲，现在一些指导员讲课是：想听的听不到，不想听的一大套，讲的不是我想要的，不如回去睡会儿觉。还有的教育者搞一些假大空的东西，甚至忽悠人、糊弄人。

个别谈话“须站在同志的地位，用诚恳的态度和他说话”；对伤病员“注意不充分”“不理问”；“官长，特别是和士兵接近的连上官长，应当随时看视伤病兵，晚上替他们盖被窝”……

集团军政治部副主任王忠明在院校时研究思想政治工作史，每次重温《古田会议决议》中这些字句，眼睛都有些湿润：85年前，党的领导人早已告诉我们增强教育感召力的方法——解决好对官兵的感情和态度问题。

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某装甲师一位机关干部被确定转业后，思想上想不通，不愿走。师政治部主任王德利把这名干部请到自己的办公室，真诚地询问他的难处，认可他为部队所作的贡献，像大哥一样给他讲今后的路应该怎样走。中午，与他一起在办公室吃盒饭。两个小时后，这名干部终于跨过了“转业”这道坎。

人都有情感的需要，教育者心怀至诚关爱，教育就能凝聚兵心，获得共鸣和回应。某装甲团一营教导员刘德平对战士特别关心，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如果是自己的孩子怎么办？战士李博刚下连时经常生病，医生说吃牛肉补补，他当即让家属买来牛肉给战士吃。别人说，那样管用吗？刘德平说，管不管用我不知道，我知道如果是自己的孩子，医生说吃牛肉，家长一定会去买。官兵们说，刘教导员讲课特真诚，就像拉家常，我们都觉得与他距离特别近，特别亲，愿意听他的。

抚今追昔。从古田一路走来，时代环境的变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是深刻的、持久的，跟进中有滞后，适应中有不适应。记者相信，只要全军思想政治工作者坚定信心，孜孜以求，在适应环境变迁中有所作为、有所必为，胜利之师的“精神密码”就会永远掌握在我们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