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历史告诉我们，敌人最害怕的，就是我们最强大的。

古田会议召开两年前，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夜之间，上海大批共产党人遭到血洗；一年之内，全国30多万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一名国民党将领回忆道：“为什么当时杀这么多人？就是怕枪杆子一旦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天下很快就不是我们的了。”

这一血的教训也唤醒了中国共产党人，敌人最怕的是我们掌握枪杆子，有自己的军队。此后，才有了“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南昌起义，才有了“支部建在连上”的三湾改编，才有了确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军魂的古田会议。

我们的军魂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共产党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明白，催生的真理。经历过血雨腥风的老红军说：“党手里没有枪杆子，就是人家的盘中肉；枪杆子离开了党，就像树没了根，别人一推就倒了。”

从打天下到坐江山，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今天已看不到“四·一二”之夜的血腥屠刀，但是，“铸魂”与“蛀魂”的较量不仅从未停歇，而且一直是不见刀枪的战斗。

但是，今天在一些人心中：敌人在哪？敌情在哪？已经成为现实的困惑，甚至已经淡漠或遗忘了这个概念。

遗忘就意味着毁灭。苏联共产党只有20万党员时打败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政权；200万党员时打败了德国法西斯，保卫了政权；2000万党员时却失去了政权。俄罗斯智库专家认为，苏联拥有强大的核武库，但没能阻挡国家的分裂、苏共的瓦解。其中原因很多，很关键的一条是，苏共放弃对军队的领导，危急关头军队袖手旁观，美其名曰“保持中立”，甚至有的变节。

“看不见的敌人”“无形的刀子”，有时比明火执仗的对手更危险。在今天的意识形态战场，它看上去怀着“善意”，其实包藏祸心；看上去宣扬“正义”，其实在挖陷阱；看上去调侃娱乐，其实笑里藏刀；看上去揭示真相，其实颠覆历史；看上去没啥目的，其实老谋深算……不论怎样乔装打扮、改头换面，其实都是在争夺人心、搞乱军心。

对此，要冷静观察、清醒判断，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和战略定力。西方策动的“颜色革命”，给那些国家和地区带来的都是社会的动荡和人民的灾难。他们之所以得手，大多是那儿的军队出了问题。他们要在中国搞“颜色革命”，同样要千方百计在军队打开口子。所谓“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背后都潜藏着一个目的，就是要突破官兵思想防线，动摇和破坏我军这个坚强柱石和钢铁长城，在我们的“命根子”上捅刀子，妄图把军队从党的旗帜下拉出去。只要我们永远铸牢军魂，他们想把中国搞乱搞垮的图谋就不可能得逞。

古田会议决议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问题。”铸牢军魂，是一代代人的接力传承，任何时候都不能“挂空挡”。今天的军人，经历过枪林弹雨岁月的已经不多了，对已成为部队基层官兵主体的80后、90后，怎样补好党史、国史、军史这一课？这是攸关党和军队前途命运的大问题，是军队政治工作必须打赢的硬仗。

习主席深刻指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的军魂和命根子，永远不能变，永远不能丢。坚守军魂，是我军特有的强大政治优势，是敌人最害怕的。对此，我们务必无比坚定和清醒。

（五）

古田会议纪念馆大厅，挂着四幅油画肖像，分别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常有游人感慨：“这四个人真伟大！”

对此，党史专家傅柒生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历史不可以假设。如果能假设的话，当年陈毅若有一点私念，有没有古田会议，开成什么样，毛泽东能不能回到领导岗位上，就很难说了。”

当时在这四个人中，关于红军怎么建、向何处去，存在严重分歧。久争无果后，毛泽东落选红四军前委书记，受到严重警告处分，朱德被书面警告。陈毅到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党内争论，出发前到蛟洋同毛泽东交换意见，两人又吵了一架，各执己见，未能统一。之前毛泽东声称要打倒“陈毅主义”，这次又不欢而散。

到达上海后，陈毅接连提交了5份书面报告，不仅客观地向中央作了汇报，而且直言不讳地承认与自己有思想分歧的毛泽东“在政治上比较正确”。

当时中共中央实际负责人周恩来，坦承中央在“二月来信”中指导红四军工作“有些毛病”，主动作出自我批评。朱德对陈毅带回的中央“九月来信”，表示“无条件地接受”，“在真理面前举双手投降”。毛泽东深为感动，诚恳地接受中央的批评，承认自己“工作方法和态度的不对”，“说了一些伤感情的话”。

回过头来看，古田会议伟大历史功绩之一，就是开创了党内积极思想斗争的先河，为新形势下反对党内政治生活庸俗化树立了光辉样板，提供了一面“洗洗澡、治治病”的镜子——

下级奉承领导成了一门“学问”，原则丢脑后，不怕肉麻。上级讨好下级成了一种“艺术”，用“过年话”忽悠人，栽花不摘刺。

是非抛一边，利字摆中间。干事没本事，应酬有一套。平时不学习，只忙搞关系。

会上台上调门很高，背地里拉拉扯扯、封官许愿。嘴上说的是党性原则，心里信的是“厚黑学”。

原则不坚持，处处和稀泥。有错不敢批，既怕得罪人，又怕丢选票，只求保自己。

一事当前，奉行“难得糊涂”。遇见问题绕着走，矛盾面前当“鸵鸟”，为官不作为。

凡此种种，其根本原因在于丧失了共产党人的真理品格。如金一南教授所言：“皆从个人苦乐出发，中华民族出不了孙中山、毛泽东。那一代遍求救国真理的中国人最可贵之处，在于他们首先记住的创痛是民族的创痛，首先惦记的富强是国家的富强。”

有人说，古田会议是毛泽东的胜利、毛泽东的幸运，其实它是共产党人真理品格的胜利，是我们党和军队的幸运。今天，如果我们丢了共产党人最宝贵的真理品格，未来何谈胜利、何言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