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今日国人仍然笃信礼义兴取决于衣食足，仍愿把国运民生绑定给必定“成、住、坏、空”的物质规律。但生物进化论和过往教训都已明示：生态灾难、经济失速和社会危机只会把改革逼上日程。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在乌坎看得明白：我们的政府还是比任何敌对势力都更能动员老百姓。

第二，“维权即维稳”也是硬道理。《人民日报》2011年12月22日发表评论《乌坎转型提示我们什么？》，阐明了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亲赴乌坎渔村跟村民谈判，化解官民对抗的意义。乌坎转型的亮点是村民与省委相互承认权益达成了双赢结局。它说明对国家长治久安而言，“真枪维稳”的效果远不如“真情维权”和创新治理。

第三，主流媒体把乌坎转型的意义比做当年安徽小岗，说它是高层承认基层权益，明确改革思路的新标志。但这还是没有完全表达出在这一事件中农民对自主自治、权益公平、决策参与和分享发展成果的尊严渴望，因而与真、善、美的人生境界还有距离。何谓真？曰政府对百姓笃信不疑和诚信不欺。何谓善？曰政府放权、公司让利，平民百姓参与决策、分享成果。何谓美？曰各民族文化“同无妨异、异不害同，小德川流、大德敦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样来看，乌坎转型就比小岗多出三层新意：一是它避免了一场令人心寒齿冷的悲剧；二是它说明政府真要解决权益纠纷，还是“可以有”比“围堵上访者”和“解决当事人”更好的办法；三是它表明出身海南黎族的朱明国驾驭复杂形势的胆识和能力很强，从而给边疆民族地区创新治理提供了重大启示：充分信任和放手启用少数民族干部始终是善政善治和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不二法门，反之则会事倍功半，自毁根基。品品“我爱你不是因为你是谁，而是因为在你的眼里我是谁”这句话的意思，政府再把百姓喊“群众”，再让少数民族“感恩”，就跟执政为民、尊严主体、时代精神、国际潮流疏离太远。

第四，学界和媒体要有文化自觉。郑永年批评中国“利益知识分子”太多。他们不会解释中国和世界，却又怀着改造中国和世界的太大野心，结果跟权力形成恶性互动。他希望中国知识人解脱殖民、权力和利益“三种状态”。易中天总结了文人和官员的“四有四无”：有欲望无理想、有腔调无学养、有姿态无立场、有风向无信仰。孙立平诊断中国病根是利益集团迷恋“转型陷阱”，不想推进规范利益博弈的制度建设，使博弈结局总往一边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