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七年祭——重访南京大屠杀现场

南京是一座习惯了悲伤的城市。

历史上每次南京城池失守都意味着一场大灾难，但没有一次能如1937年冬天的那场大屠杀那样让人无法忘记、无法原谅。

在那个面积约6600平方公里、比文莱面积略大的华东古城，短短六周，30多万人被侵华日军屠杀。

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德丁在新闻稿中写道：“看到所有街巷内都有平民的尸体，其中有老人、妇女和小孩……死者很多是用刺刀刺死的，有的是用极其野蛮的手段杀害的。”

77年后一个同样阴冷的冬天，新华社记者探访了“南京大屠杀”发生地。中国将首次以国家名义悼念这里的死难者。

南京正南的中华门城楼慵懒地躺在冬日的余晖中。瓮城城堡外侧灰白色墙砖上斑驳的弹孔仍清晰可见。

1937年12月6日，侵华日军向南京发动全面进攻。中华门是“南京保卫战”战事最激烈的地方之一。13日，谷寿夫带领日本第六师团突入南京城，其他几个城门也相继失守。

南京沦陷后，日本人发现了常志强及父母、姐姐还有五个弟弟的藏身之处。“他们见人就杀，用刺刀戳，用枪打。”86岁的常志强回忆说。

日本兵用刀刺向他的母亲。他最小的弟弟还未断奶，被母亲抱在怀里，后来掉在了地上，被日本兵用刺刀挑起来抛出去六七米远，落下就不动了。

当时不到10岁的常志强赶快伏在弟弟的身上保护他，随即昏了过去。等他醒来，除了姐姐，父亲、母亲和弟弟们都遇害了。

常志强无力给亲人料理后事。很久以后他才听说，亲人的遗体被就近埋在了小王府园后面的菜地里。当地收尸的人告诉他，有个小孩趴在死去的母亲身上吃奶，奶水、泪水、鼻涕结成小冰块，母子俩冻在一起，怎么也拉不开。

13日的暴行只是开始。随后日本人以搜查中国士兵为名，带走了很多青壮年，在不同的地点展开集体屠杀。

南京城北长江边的草鞋峡是屠杀人数最多的地方，从1937年12月16日到18日，大约有五万人在那里遇难。

从南京市中心开车到草鞋峡不过半个小时，然而时隔多年，这里仍然是个比较偏僻荒凉的所在，只有一班公交车通过，甚至成了驾校的练习地。

段月萍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创建者之一。她还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寻访幸存者时见到的一位名叫唐广普的老人，曾见证过草鞋峡的暴行。

77年前的18日凌晨四点，日军开始把关押在幕府山下营房里的被俘士兵和平民用布条捆绑起来，让认路的俘虏带路，谎称送他们走。

到了当年还是一片芦苇滩的草鞋峡江边，日本军官命令他们坐下。一些俘虏意识到大事不好想逃走，结果都被扫射倒了，血把江水染成了红色。唐广普用尸体挡住自己，直到日本兵吹哨集合走远才爬起来逃走。

曾参与抛尸江边的侵华日军第13师团65联队的分队长栗原利一的供述中描述了在江边另一处屠杀地焚烧尸体的情景：“把枪杀、刺杀的尸体原封不动地扔进江里，总会留下某些形迹，所以必须尽可能地把尸体‘换换装’再抛入长江。然而，缺少把大批尸体像火花那样一直烧到骨头所需的大量燃料，尽管猛烧一阵，还是烧得不彻底，留下一座焦黑的尸山。”

在那个血色的寒冬，有20多个外国人，利用自己的身份为受难的中国百姓创造了一片面积为3.86平方公里的安全区。这是很多百姓最后的希望。

南京鼓楼区的小粉桥1号是一个宁静的院子。那里曾经的主人，是被称为“中国辛德勒”的德国商人约翰·拉贝。他居住的两层黑色小楼在当时收留保护了600多名中国难民。

但安全区也并不安全。日本人常冲进难民区，拘捕他们认为是士兵的人。

德丁在他的新闻稿中写道：“难民区收容的中国兵大部分被集体枪杀了。肩膀有背负背包的痕迹，或者有其他记号说明他们曾经是当过兵的男人，挨家挨户一个不漏地搜查，凡是可以的人都被集中起来屠杀了。很多人在发现的现场就被杀死了，其中有与军人毫无关系的人，有伤兵和普通市民。15日记者在12小时中，就曾3次目击集体屠杀俘虏。”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一部分日本兵切腹自杀了，一部分回国了，也有一些小兵留了下来，被当地百姓收养。

幸存者们还记得南京审判时的情景。“谷寿夫受审，法院外面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站不下的人就站在街上，喊着‘杀！’”常志强说。

时光荏苒。昔日的少年都已成了耄耋老人。

每年12月13日，常志强总会独自一人回到亲人遇难的地方凭吊。现在那里成了居民楼，但是挂着“小王府园”门牌的小巷子还在。沿着这条一百多米长的小巷子走到拐角，常老指着一个楼房低声说：“那里就是我一家人被刺死的地方。”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是1985年落成开放的，馆址选择南京城西南的江东门，因为那里也是当年日军大屠杀的一处主要地点。

“但是当时只知道遇难者埋在那里，并不知道具体位置。”段月萍说。“后来在扩建中，工人们挖地基时发现了大量的骸骨，才知道原来丛葬地就在纪念馆的位置，也算是天意吧。”

最让幸存者们感到欣慰的是纪念馆里一面长达70米的哭墙，上面能够找到一万多个遇难者的名字。然而，更多的遇难者的名字并未被刻上。

江苏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孙宅巍用了三十年的时间，找到了当年参与埋尸的慈善团体的记录及其他物证。各慈善团体收尸19.8万具、市民掩埋队收尸4.2万具、伪区政府收尸6000具，扣除交叉统计部分总数达到24.6万具。

除掩埋的尸体外，他指出，日军为掩盖其罪行，还采用纵火焚尸、抛尸长江等办法毁尸灭迹，因此还有数万具遗骸，可能永远无法找到。

2007年，纪念馆前增加了几组雕塑，有母亲抱住死去的孩子仰望苍天，有丈夫扶着受辱的妻子痛苦不堪。其中，有一位倒地的母亲挣扎着用最后的力气去给哭叫的小儿喂奶，旁边还有一个小孩在无助地哭泣。常志强知道，那就是他。( 记者白旭 蒋芳 蔡玉高桂涛、程露参与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