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一生勤于讲学、诲人不倦。他创建和修复了许多书院，建立的第一所书院是寒泉精舍，修复的第一所著名书院是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初建于南唐，到南宋已是断垣残壁，朱熹出任江西南康军的郡守，上庐山访求白鹿洞书院的遗址，组织重建书院。他制订《白鹿洞书院揭示》，提倡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强调修身、处事、践行的原则，对中国书院教育发展的产生很大影响。朱熹晚年出知潭州时，主持修复了岳麓书院。他以《白鹿洞书院揭示》为学规，以《四书集注》为教材，到学院授徒讲学。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中的两个，它们都因朱熹而名扬天下。

朱熹教育思想博大精深。他深刻总结历代教育经验，认为教育应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8--15岁为小学教育，目标是学习初步的文化知识技能，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培养“圣贤坯璞”。 15岁以后为大学教育，任务是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与重在“教事”的小学教育不同，大学教育内容的重点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对于大学教育方法，朱熹强调自学为主，辅以老师教导，主张开展切磋交流，在自学、教导、切磋交流中提高。

朱熹继承周敦颐、张载、二程，融汇释道，构建了“致广大、尽精微”的哲学体系。这一体系的最高核心范畴是“理”。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理先于气，理比气更本源。气是理的表象，有发展变化的能动性。理是事物的规律。社会伦理也是理的表现。

朱熹深化孔子“仁”的认识。他提出，“仁乃天地生物之心”，仁是自然万物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动力和源泉。自然的本质是“仁”，是宇宙意志的根源，是生命的基础和不竭动力。朱熹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万物的生生不息是自然界本身所具有的本性和特性。自然万物都蕴含着生生不息的潜力，根本的原因是天理本身含有“仁”的基因和要素。这种基因和要素决定了自然万物呈现出发展变化的不同状态。人从自然中走来，人的生命也蕴含着仁义礼智信的基因和要素。由“天地生物之心”所规定的万物之间的发展变化，构成了生生不息的自然生命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

朱子一生致力于对经典的重新诠释。朱子对孔子儒家经典《五经》和重要文化典籍作深入研究，编撰《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形成《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或《四书》），使之成为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广泛而深刻影响的新的文化经典。

从历史看，孔子总结了夏商周到春秋的文化，创立了儒家学派，成为中华文化的主体部分。面对佛教道教对儒家文化的冲击，朱熹融汇重建儒学的基础和体系。这是极为庞大而复杂的文化工程。原先的《五经》不包括《论语》和《孟子》。《论语》在汉代不过是小学的教材。而《孟子》在北宋之前也是不受重视，甚至连经书都不算。朱熹认真研究《五经》，认为《周易》主要是卜辞，是占卜之书。《礼记》是礼仪制度的汇编；《尚书》与《春秋》属于记载历史的书；而《诗经》则是诗歌总汇。《五经》内容丰富而且庞杂，表达的意义不够集中、明确，无法形成足以与佛教道教抗衡的思想理论体系。

朱熹重新选定文本。他将《论语》、《孟子》和《礼记》中的两篇文章《大学》、《中庸》合并为《四书》。他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深入细致研究《四书》。他将《大学》区分为经和传，在注释时广泛吸收了汉唐和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他在文本研究时发现《大学》仅有载“格物致知”字样，但没有解释。他认为流传原本丢了“释格物致知义”，补进“即物穷理”等134字，使《大学》逻辑通顺，文气贯通，意义完整,也使“格物致知”成为新儒家重要思想和实践指南。他还明确把《大学》作为《四书》首篇。他认为《大学》确定的“三纲领、八条目”，明确提出儒学的宗旨和纲领。“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是指修身与学习的过程，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四书》的产生，使中华文化有了新经典。有力的突出孔子和孔子思想，维护和巩固了孔子思想的主导地位。

朱熹是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他对中国文化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经学、伦理学、历史学、文学、教育学等各个领域，都作了全面系统的梳理总结和创新。朱熹有很高的艺术修养，与朱子结交的朋友也是文学艺术修养很高的人，如陆游、辛弃疾等人。朱熹的诗文受到后人喜爱和追捧。朱熹认为，文皆从道流出。文从心里流出，强调文道合一，文道同源。他提倡文艺创作宜深入百姓日常生活之中，形象称之为“通身下水”他一生创作各类散文游记等2777篇，创作诗词1167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