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一位自幼天资聪颖又极为刻苦的学者，他刻苦勤奋，呕心沥血，以毕生精力学习研究孔子编撰的《五经》和各类典籍，撰写了2000多万字的鸿篇巨制。他生前蒙冤，近百年来又与许多思想家一样，屡遭歪曲抹黑。直到这些年，人们带着崇敬的心情重新认识、高度评价他。这位伟大的学者，就是朱熹。

唐代以前,中华文化以《五经》为经典。《论语》和《孟子》未正式列为经书；《大学》和《中庸》是《礼记》中的两篇短文，尚未有特殊的地位。《四书》包括《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四书集注》成为中国文化最重要经典始于朱熹。《四书集注》的形成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中华文化新经典诞生和“四书时代”的开启。《四书章句集注》确立了《四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主导地位，成为宋以后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四书》的影响也超过《五经》，家喻户晓的就是《四书五经》。

朱熹把《四书》作为一个整体。认为阅读《四书》应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

在四书中，朱子最关注《大学》。认为《大学》包含高深的哲理。《大学》首次鲜明地提出儒学的宗旨和纲领： “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明明德”就是引导人们去除思想深处的杂质，重新找回本有的善性，使之重新发出光明。“亲民”即新民，也就是通过道德教化成为新民，明明德是新民的基础,而新民是明明德的目的。有学者考证，毛泽东成立“新民学会”、上海“新民晚报”，即取此意。“止于至善”是进一步的要求，希望经过持续努力、与时俱进，使人生达到最好的境界。这就是“大学之道”，既是求学的目的，为人处事的要求，也是治国理政纲领。习总书记深刻指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

朱子是历史上第一个以科学方法研究旧本《大学》（也称原本《大学》）的学者。他以思想家的锐利眼光，发现流传旧本《大学》行文比较杂，丢失了“释格物致知义”。这是一个重大缺失，因为这一缺失，旧本《大学》原意不完整，逻辑不连贯，。从认识论角度说，这就缺少了认识来源和途径。朱子经过艰苦努力，努力克服这些不足。同时顺应时代要求，提升《大学》的理论力量。他在注释时，首先把《礼记》中的旧本《大学》分为“一经和十传”，“经”是总纲，“十传”是一一对应解释“经”的，这样条理就清楚了。朱子还根据原意和深入研究成果，补进134字：“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这样的补充，使《大学》逻辑通顺，文气贯通，意义更加完整。达到“文理接续，血脉贯通，深浅始终，至为精密”。同时通过补进“即物穷理”等非常精辟的134字，深刻阐释了认识论，使“格物致知”成为中华文化重要思想和实践指南，也成为近代中国知识界与西方科技对接的思想方法论基础。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人们翻译西方科学这个概念，就用“格致学”。比如福州五中，至今仍称“格致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