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问：难道当时中国有这个财力吗？笔者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

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清政府每年军费新增两千多万两，几乎没有着落。因为清政府的财政收入的主项早已成为定制，无法再增加。办捐纳的所得有限，且令人痛恨，也不能办得次数太多。清政府除了加征工商税外，已没有其他出路。1853年开始在部分行省加征厘金税（通过税、生产税、营业税），到同治元年（1862）已经扩展到全国。厘金税遂成为中央和地方岁入的一大财源。1854年起，清政府开始正式向对外贸易征收关税，关税遂成为中央和地方岁入的又一大财源。到同治末年，清政府的岁入已经达到6000余万两，几乎为道光以前中央岁入的两倍。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每年的巨大军费支出压力不存在了，因此清政府的其他支出都增加了。光绪初年中央岁入达到了8000万两，光绪七年（1881）更达到了8230多万两，当年户部盈余400多万两。清朝康雍乾盛世时期中央岁入大大增加，也只达到3000多万两，直到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前，一直稳定在不到4000万两的水平上。是太平天国革命打破了清朝财政近二百年的固定格局，传统的财政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正像当时政治和军事领域发生的诸多变化一样。所以，从光绪元年起清廷完全有能力每年拨出200万两专款加强福州船政的造船能力，提高它的产品的质量和数量，这决非无根据的妄语。清廷在同治年间和光绪初年仍有频繁的军事行动：镇压捻军、黑旗军、回民军和得到英国、俄国积极支持的入侵新疆的阿古柏侵略势力，每年军费支出数额仍旧很可观。清廷由于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年年增加，在采取这些大规模军事行动特别是耗费极大的远征新疆入侵势力时，都十分迅速、果断。1879年琉球被日本吞并，清廷感觉到了来自日本的海上威胁，又果断地作出了向西方国家购买两艘大型装甲巡洋舰的决策。事实说明清廷如果从办福州船政开始即真正认同左宗棠制定的“包制—仿制—自制，造船育人并举”的方针，认清这一方针对发展中国近代海军的重大意义，它完全有能力以中央财力加强福州船政的。

甲申中法马江海战福建水师的覆灭没有使清统治者得出必须加快海军建设，迅速完成由木质战舰向铁质、钢质装甲战舰的过渡，大批建造中小型装甲巡洋舰的结论，却使他们完全丧失了发展本国造舰能力的信心，以至完全扭转了国家建设海军的方针。清统治者的昏聩，思维能力的平庸，认识的片面、偏激，贻误了福州船政、中国海军以及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甲申之役后清廷改变发展海军的方针，企图倚靠购买西方铁甲舰船“先从北洋精练水师一枝，以为之倡”，“俟力渐充，就一化三”，即再施及南洋、粤洋水师，走捷径建设海军。中国近代海军因此果真迅速发展起来了吗？令人遗憾的是连清廷首先精练的北洋水师事实上也中途停止了发展。虽然1888年《北洋水师章程》的制定标志着北洋水师正式成军，但是仅有定远、镇远两艘大型装甲巡洋舰和经远等5艘排水量均不足3000吨的中小型装甲巡洋舰可以出口到公海大洋驰逐作战，其余舰船都只能在近海巡防守口而已，舰队实力实则不足以成一军，难以既要守御渤海口，同时又要掩护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朝鲜半岛西海岸。从1888年起，清廷再未筹措过专款为北洋水师添购一艘军舰或一尊新式舰炮，这种非正常的状态直至北洋舰队覆灭也没有能够改变。甚至海军常年经费—海防经费（从1874年朝廷因日本侵台事件设立起一直是有名无实）每年名义上拨给北洋水师维持舰队活动的200万两银子（南洋水师、粤洋水师每年共200万两），也一直根本不能保障，所得之数与应拨之数相距悬殊，光绪初年（1875—1880）每年只有30余万两；光绪十一年成立海军衙门后，各省海关所解海防经费统交海军衙门，地方“协款”有了“京款”性质，情况方好转一些，北洋水师最多也只能得到每年一百二三十万两（南洋水师和粤洋水师一共每年才60 万两）。一支舰队维持经费都不能得到充分保障，又何谈发展壮大！

首先作示范精练的北洋水师尚且经费艰窘如此，购舰建军亦中途停止，南洋水师、粤洋水师、福州船政更何所望焉！其绝望之处境已不待凝神而可知矣。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清廷倚靠购买战舰发展海军的方针仅仅执行了数年就中道废止了呢？论者皆注意到了李鸿章于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九日《复奏海军统将折》中的一段话：“详考各国刊行海军册籍，内载日本新旧快船，相为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绪十五年后，分年购、造。最快者每点钟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我船订购在先，当时西人船机之学尚未精造至此，仅每电钟行十五至十八海里，已为极速。今则至二十余海里矣。近年部议停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后，我军未增一船。丁汝昌及各将领屡求添购新式快船，臣仰体时艰款绌，未敢奏咨渎请，臣当躬任其咎。”⑹ 李鸿章奏称所以未敢“奏咨渎请”的原因是“仰体时艰款绌”，“时艰款绌”即指光绪十四年清廷耗费三千万两白银开始大兴颐和园工程，工程用款不足，百般设法筹款的艰窘局面。有的论者还认为清廷修建颐和园挪用了大笔海军军费,所谓大笔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的说法已经查明没有事实依据，本文不再讨论，但是李鸿章说的“时艰款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状况。当时三海大工程未竟，光绪帝大婚大礼方新，一千万两白银花费刚刚勉强支应过去，三千万两工程费用又重重压在头上，国家支出确是感到紧张。所以李鸿章以此作为当时他没有奏请添购新式船械的因由。但是必须指出，这决不是李鸿章心中认为的清廷停止执行倚靠购舰建设海军的方针，一误再误海军的主要原因。首先，修建颐和园的款项，清廷财政基本上有能力支应。甲午战争后工程进入高峰，户部每年从全国鸦片生产（国内每年生产约33万担）税厘收入2000万两中拨三成即600多万两用于颐和园工程开支。其次，光绪五年（1879）西北大规模用兵结束后，清廷仍长期维持着高额的国防开支。常年京师和各地八旗驻防军队、各省地方军队军费不少于3200万两，此时又加上海军军费实际支出每年200多万两，甘肃、新疆每年军费480万两，光绪六年起每年拨东北边防经费200万两，从十一年（1885）起增至300万两（从海军衙门每年收入的290 万两海防经费中拨给东北100万两），即1885年后清廷每年军费开支高达4200万两以上。每年如此大的军费支出，用于海军的支出尚不足二十分之一，这表明清政府仅每年的军费支出就有足够的能力大力加强福州船政的舰船生产能力，并逐年少量购买一时尚不能生产又为海军所必须的大型铁甲战舰，这只要稍微合理地调整一下国防经费陆、海军军费分配的比例就足以办到。三海工程、光绪帝大婚、颐和园修建工程的巨大开支固然把以建设海军的名义搜括来的钱存入外国银行的息银吞噬掉了，这笔钱最终也没能在最需要它的时候用于购买铁甲舰，但是数目并不大，影响海军建设不是很严重。福州船政国产战舰生产能力受到严重损害的主要原因是清政府发展海军的方针突然改变，而倚靠购买铁甲战舰发展海军的新方针中途停止，执行则是光绪十一年（1885）后国防经费陆海军军费支出比例严重失衡所致，而国防经费陆海军军费分配比例严重失衡则只能是清廷的国防战略方针的错误改变所致，因为只有国防战略方针才能影响、决定国家的军费的流向。

所以李鸿章在奏折中只能说“臣仰体时艰款绌，未敢奏咨渎请”，决不言及国防战略决策失误，只有如此才能请罪说“臣当躬任其咎”，实际却不任其咎；否则，责任就追到了皇帝、太后和自己的头上，就不能不独任其咎了。我们不能只看李鸿章奏章文字的表面意义，却看不到其文字后面用心之深曲，如果我们不能把握光绪五年至二十年这十五年的历史，不深入研究历史，不仅不能读懂这一则史料，反而必被它所误。

光绪五年至二十年（1879—1894），清政府的国防战略方针由联俄防日转变为联日防俄。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中国朝野震动。李鸿章和清廷认识到日本决不会停止其扩张势头，朝鲜当是日本的下一个吞并的目标。遂决定购买大型铁甲舰，立即建立一枝有威慑力的舰队，同时帮助朝鲜迅速与西方各国建交，并密切注视日本动向和朝鲜半岛的局势，李鸿章更采取联俄拒日政策保护朝鲜。1884年中法战争福建水师的覆灭使清廷改变了发展海军的方针，加快了倚靠购买铁甲舰成军的速度。日本图谋吞并朝鲜的野心终于受到有力的抑制。日本在朝鲜“壬午事变”和“甲申事变”中皆受挫，认识到自己的军备水平尚不足以与中国争锋，于是一面加紧扩充军备，一面外示联合，以甘言愉色麻痹清政府。1885年5月中日天津谈判后，清政府认为来自日本的威胁消除了，而德国人穆麟德勾结俄国驻日公使馆参赞煽动胁迫朝鲜政府请求俄国保护，并请俄国军官训练朝鲜军队一事以及韩王派员赴俄商谈俄韩密约的传闻，使清政府由联俄拒日保韩一变为联日拒俄保韩。防日保韩国防战略方针已为防俄保韩国防战略方针所取代。慈禧太后1886年受到英国和日本驻韩外交官的挑拨和欺骗，甚至命令李鸿章“先以整军备俄为主，李鸿章务将调兵事宜赶紧预筹，为朝发夕至之计。”⑺ 1887年俄国决定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消息传出，清政府决定抢修由北京到吉林珲春的关东战略铁路，并且立即全力以赴开工，为此户部每年拨款200万两白银。慈禧太后和醇亲王认为每年拨款太少，筑路进度（每年200里）太慢，曾计划大举借外债3000万两加快进度。至甲午战争爆发，关东铁路修成将近一半，白白花费了1400万两银子。朝廷仅在甘肃新疆和东北每年就不惜以近一千万两白银作军费保持对俄国军事戒备，为此每年都从海军衙门仅有的290万两年度海防经费中提走100万两作为东北三省练饷的追加部分，致使海军连维持这三支舰队都十分困难了。

先是发展海军方针的改变，紧接着又是国防战略方针的长期转变，迫使中国近代海军和福州船政不得不长期处于经费极端艰窘的境地，而后者的处境尤其更加绝望。清廷于和平时期每年军费维持在4200万两高水平上，已占国家岁入的一半，不可以说不重视国防建设，只可惜都被昏庸地虚掷了。只要清廷每年能够拨给福州船政200万两银子予以加强，长期切实执行以造舰为主、买舰为辅的发展海军的方针，逐年推进中国近代海军建设，中国近代海军不仅不会甫具规模即遭摧抑打击，几至荡然无存，甚至会有一番作为的，至少能够使中国避免甲午之厄。几乎没有经营海洋，控制、利用海洋意识的清政府，其国防战略必然只能是以大陆塞防为重的失败战略，它不可能有效地建立起一枝可恃的海上力量，不可能把国土防御推进到海上。即使当时每年花费比4200万两再多一倍的陆军军费，清帝国也避免不了甲午战败的命运。这一切仅从当年清政府不能建立、执行一个正确的发展海军的方针就能够看得清清楚楚了。

光绪二十年七月七日（1894年8月7 日），中日宣战后第七天，清廷终于发现了十年联日防俄的战略错误贻误了购舰建设海军，致使海军没有作好对日作战的准备，特发布上谕：“谕军机大臣等：自光绪十年越南用兵之后，创办海军已及十载，所有购船、制械、选将、练兵诸事，均李鸿章一手经理。乃日人自上次朝鲜变乱，经我军勘定，该军志挫而归，从此蓄谋报复，加意练兵，此次突犯朝鲜，一切兵备居然可恃。而我之海军，船械不足，训练无实。李鸿章未能远虑及此，预为防范，疏慢之咎，实所难辞。现在添购快船，，已属补牢之计，究竟何时可到，能否赶及此次战事，足备进攻之用，着李鸿章迅即奏覆。因思海军为国家第一要务，此后必须破除常格，一意专营。该大臣熟悉中外情形，于兹事久经体察，应如何扩充办理，总成大军可以出洋攻战，计需购船械若干，应分几年购办，如何仿照西法慎选将才，精求训练，均着李鸿章通筹熟计，详晰陈明，候旨速办。”⑻ 尽管清政府为紧急购买舰船大举借债，但是西方国家的战舰不是缓不济急，就是故意延宕，甚至以次充好，乘火打劫，勒索高价。即使能够及时买到几艘破旧军舰，由于福州船政已经处于萎缩状态十年了，没有培养出足够数量合格的各种海军预备人才，即使军舰买来了，既无足够的海军专业人员，又缺少必要的训练，仍然构不成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