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森（福建人民艺术剧院一级导演）：

从目前这个剧本来说，首先题材具备优势，第二个就是我们所做的工作包括作者采取了开放的一种态度，广泛听取意见，不断地修改。儿童剧目前是一个冷门，一再地呼吁，作为国家来说是应者寥寥，创作还是面临着很大的困难。福建人民艺术剧院本身具有创作儿童剧比较先天的条件，有将近十几年的儿童剧的实践，展演的剧目场次有五六百场，目前这些青年演员当中有一半以上是为了儿童剧而招到剧院来的，都是正当年的时候，不是每个剧团都有这样的条件。从整部剧来说我有以下几个想法。

首先，剧本我的直观印象是写小了，这个题材本身所具有的思想的亮点和这个题材所具备的份量写小了。有几个问题，一个是被儿童剧这个题材框住了，被“幼童”两个字框住了。儿童剧这个题材到底应该怎么样写，毛泽东少年时代、邓小平少年时代，这样的儿童剧都是中国人艺的王牌剧目，但他着重的笔墨写在他们少年时代，他们的题材也是叫儿童剧。儿童分几个阶段，幼儿到一年级这是一个阶段，二年级到五六年级又是一个阶段，五六年级到初二又是一个阶段，所以它的对象和观众应该是到初二为止。是不是目前我们在认定这个题材的时候被儿童剧框住了，在思想的发挥和想象当中始终不敢接触一些更深的、儿童能够接受的一些思考。我记得儿童剧过去一些先辈就讲，儿童剧你要蹲下来讲话，现在我们满足于从目前呈现出来的，生怕儿童不看，生怕接触到一些更有内涵的东西。

第二个，目前呈现的还只是表现这些孩子，主要冲突是他们的民族精神、国家精神和爱国精神。几次冲突的代表方是以皮特和吉野为主的。在剧场里反映这样的外部冲突，你嘲笑我ABC不行，你嘲笑我帽子上留着辫子我要维护尊严，说打就打，这样的几个段落我觉得刻画什么东西，传达一种什么精神，无非就是尊严，恰恰我觉得更深层次的尊严不是在这个打打闹闹上。当时的国家众所皆知已经是亡国灭种的时候了，你就算跟人家对打也只是一种莽撞行为，更深的爱国精神、民族精神应该在什么地方体现？我觉得不用这么两个大段落，出现这样的人物。现在这部戏留给我的当然是冲突最激烈的地方，也就是跟以吉野为代表的这群孩子之间的冲突，这是中外孩子之间的冲突。此外还有第二个冲突就是地缘关系、国外与国内的思想，反复出现了三次。中秋节的时候，离别的时候，包括容闳也只是以自己的个人体会来解说我都能够忍耐思乡之苦，我都可以背井离乡到现在，你们为什么不可以向我看齐。容闳这个人物仅仅在这个地方起了作用，这个地方围绕着孩子留洋，所以第一个是幼童，第二个是留洋。留洋是外部上地理位置上的梳理，要在这上面挖掘一些人物的心理。

第三，是陈翰林跟孩子们之间的矛盾。我觉得恰恰就是在陈翰林和孩子们的学习上的矛盾，甚至是容闳跟陈翰林的矛盾，以至到最后引起大清朝廷的关注，也是最后留学流产的关键。就是不可以外国之机器变中国之性情，已经发现变性情了，这个是留洋带来的正面效果，恰恰清政府认为这是动摇封建统治和文化专治的可怕的苗头，所以十五年的计划才会砍断变成十年。可以把陈翰林和容闳之间的矛盾变成陈翰林和孩子之间的矛盾，这恰恰是我最想看的，不仅仅是表面上爱国主义旗帜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要推另一个极端，就是这些孩子，如果林则徐这批是中国放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人，那这批孩子就是中国靠近世界，走向世界的第一批人。这些走进世界的人哪可能心性不乱？肯定要乱，我觉得乱得不够，这个乱就是力，我觉得一刀切就要切进去，就有人失踪了，就有人穿西装了。我看过一张照片，他们留洋的人回来的时候全部是西装革履，洋装穿在身上，服饰的更改可以负载着某种思想的含义，我觉得不是用打架或看得起看不起世界，是因为这些孩子走进世界，学习了西方的先进文化以后视野改变了，这个地方我觉得我们的创作者都很谨慎。新观念、新思想迎面而来，所造成的跟督学之间的冲突要上升为这里面的主要矛盾，但现在这个矛盾表现得不够。我在想“慎于广训”在清朝末年有十六句话，是仪式般的，全国各地每逢正月初一、十五要在广场上集中，要点香，要三跪九叩，然后宣讲叙事，这种文化已经到了非常僵化刻板的地步。我觉得陈督学气急败坏地要孩子背十六条，就在异国他乡重新让大家三跪九叩念十六条，更感觉是一种思想的僵化，那样的墨守成规，那种气氛、那种氛围正是跟新思想、新观念的落差。在文化上的冲突应该是人生观、价值观的变化，这是主要的东西，所以后来他们成为精英。再若干年以后，包括苏联留学回来的人带来的新思想、新观念，甚至小到话剧艺术形式，这些留洋人士对中国历史的推进是不可磨灭的，这些人如果要在历史上给他们写上一笔的话，绝不是写他们在异国他乡怎么维护自己的脸面跟人家吵架，而是要写他们带来的新思想，他们改变了什么，也才能在深层次上给今天的孩子们带来一些作用，用全世界的知识来武装自己才能成为共产主义接班人。我觉得这个题材本身的思想指向和展现的受众面，从这两点考虑，我觉得写小了的感觉就更明显了。

王保亮（365bet官网：艺术研究院一级导演）：

这部戏我非常喜欢，幼童留洋在当时来讲，就是我们当时在做的强国梦。为什么习总书记讲要中国梦，我们要圆这个强国梦，虽然我们现在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好像很强大了，但是真正跟世界上一流的强国比起来，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不足。习总书记到海南考察的时候为什么说我们只会把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就是包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发展，包容是一条必须的路，用博大的情怀来容纳一些东西，国家才会繁荣。“师夷长技以制夷”，当时提出来只能短时解决一些技术性的问题，真正使一个国家强盛起来，还是要包容的。因为当时那个时代的局限性，本来是十五年，但是十年就回来了，虽然没有学到十五年，但是依然是非常亮眼。剧本当中的詹天佑，我们国家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就是他修的。当时外国的专家，要在八达岭、居庸关开凿一段隧道，在当时的情况下是非常艰难冒险的，他既是工程师又是一个勘测一线的技术员，所有整个线路全部勘测一遍。我觉得有时候爱国的情怀不是一个口号，就是在点点滴滴当中真正做出来的。这好像是后来的事情，其实他在出国的过程中，他跟那些同学、老师现在剧本当中有点到，我觉得还有丰富的空间。

虽然我们的剧本没有写到后来的詹天佑，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到，因为他后面的确都做到了，虽然是十年就回来了，但是依然修建出中国的第一条铁路，而且他带出了那么多的学生和技术员，这都是现代化的火种。詹天佑去世的时间是1919年，跟我们共产党成立的时间很接近了，他们是第一批先行者，后面还有二批、三批、四批，留洋的幼童就是火种，一直影响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发展，虽然历经坎坷，但是还是很坚韧地走向充满希望的方向。所以我觉得戏的结束也是挺诗意、浪漫、坚韧的，幼童身上也可以带给我们很多民族坚韧、坚强的东西。这部戏虽然表现的是近代史，但也可以说它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是非常现代的东西，引起我们很多思考，我们现在也还在继续做着这个事情。

我谈一点比较具体的东西，一个是詹天佑这个人物的设置，我觉得这个人物还可以更丰富，因为他迷恋铁路，铁路一方面是一个具体的东西，因为当时他们过去有梦想，但是这也是一个路，他们也在寻路。这个人物很自然又是剧中人，又能很客观地叙述这些幼童的情况和心态。我觉得这个功能可以用得再彻底一点，再往后戏的延伸当中，串场的詹天佑既是本人的角色，又是客观地对几个非常有个性特点代表的幼童的叙述留下一些东西，可以更自然。这有几个好处，一个可以使戏场上的气氛更推进，更活跃，还可以使编剧、导演对这部戏素材的思考渗透在这里面。一旦有一点串场的感觉就会出现一些总结、叙述或者一些感慨和一些发自内心的东西。这里面就包括一些编剧、导演的思考，可以顺着这个人物带出来。詹天佑这个人物叙述的感觉还是要以孩子的感觉和口吻来叙述，这样不会使这部戏沉重，反而会觉得这个孩子很懂事。其实孩子的内心世界非常丰富，这个人物还可以再挖掘，包括他跟容闳，我觉得他可以有戏，当十五年变成十年意味着什么，詹天佑跟容闳心理非常清楚。作为容闳来说更清楚，因为他来过一次，就像我们现在学生一样，十年跟十五年就是本科跟博士生的区别，更尖端的东西往往是最后几年可以学到的东西。本来原定是十五年的教学计划，他们提早返回那些老师都割舍不下，说这几年是非常重要的，正是上升期你们放弃回去了，真的是非常痛心。因为老师已经看到了这里面有很多以詹天佑为首的好苗子，这些孩子中有一些非常有个性、非常优秀的，听完之后内心的躁动跟容闳之间，我觉得会有一段很感人的碰撞出来。因为容闳心理明白提早的返回意味着什么，他也明白不得不返回，朝廷知道你的眼睛已经打开了，再不稍微圈一下，就控制不住了，所以要把你召回来。容闳是处于左右矛盾的心理，除了他们很坚强地走向各个岗位建功立业的豪情，看看有没有机会带点淡淡的乡愁之类的东西。呼唤我们观看这部戏的人，还要沿着前面人的足迹，沿着幼童他们的足迹，继续去追寻一些东西。

另外我觉得想象得可以更浪漫一点，比如詹天佑非常喜欢铁路，容闳给他一本有关铁路的书，他在那里研究琢磨，想象好像火车在轨道上跑、飞腾，能不能加点想象，比如想象这些幼童甚至是家人已经坐在他建造的火车上，这些人欢声笑语，非常活跃。这些东西加进去容易让詹天佑的感觉飞起来，飞起来之后孩子们穿着火车的装扮在舞台上运动，再飞得高一点，再浪漫一点，然后听到“当当当”米勒在敲铁轨的声音，把詹天佑拉回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