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伟明（中国戏曲学院副院长、教授）：

我不太熟悉东南沿海，对芗剧也不是特别熟悉，也不熟悉谷文昌的事迹，只是在报纸上看到过一些，确实忐忑，我就谈谈自己的想法。我喜欢这部戏，这部戏我的印象就是朴实，我特别地赞同你们这个创作集体，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地搞一个现代戏。苏轼有句诗“若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你们的戏从我的理解就是淡妆，朴实就是你们的风格，从我的感觉上没有大拆大卸，大展大做的感觉。

另外提点具体的建议仅供参考，我觉得《谷文昌》的尾声太一般了，他们终于摘了这个帽子了，书记来了，书记站着不是说空话，书记跟他们一起唱渔歌，比他们唱得还好。在渔歌唱起来之前，王文胜编剧琢磨一下可不可以让谷文昌读一读他的家书，就是他母亲写给他的信，说家乡这边的日子越来越好了，共产党干部每天都关心咱们老百姓，他由母亲幸福生活的途径联想到沿海这边帽子都摘不了，要咬着牙把贫穷的帽子摘掉，从人性发展到党性，没有人性的温暖不会体现出党性的光辉。

再一个，我觉得开头序幕也得有渔歌，这个渔歌我想是一种大自然、大海洋、大情感、大性格的东西，千万别说具体的，什么共产党热爱人民那就砸了，就写虚的像电视剧、电影里面的空镜头一样，群山、大海、飞燕、湖泊。前头我觉得要把抓壮丁的场面演出来，强制拉走、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谷文昌一上来说：“乡亲们我们来晚了。”

关于舞美，我觉得舞台生活质感压住了舞台美感，感觉你们有点太靠生活了，太实了，包括服装。建国初期千疮百孔，老百姓生活很困难，整个舞台灰灰暗暗的，景色也缺乏艺术上的巧构。戏剧舞台是生活的提纯，是生活的一种美，包括海的形象怎么体现在《谷文昌》里要琢磨，包括县委书记办公室，尽管是简陋的，但是注意它要有的独特性，东山岛的建筑什么样，让全国的观众看一看。

齐建华（365bet官网：文化厅原副厅长、编审）：

因为写谷文昌的作品非常多，此戏编剧王文胜从他这个角度写我觉得很有特点，一般老百姓觉得谷文昌就是种树治沙，对他其他性格特征了解得不多。这个剧本从另一个角度写出了基层党员干部的人性光辉，还有丰富的情感世界。可能有的人觉得写小了，但是我觉得写得非常对，因为写治理风沙和《焦裕禄》不一样。在当时1954年的时候，特定的环境下，历史的错位造成了一些冤案，他顶住那么多的政治压力，还有阶级立场的问题，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在特定环境下能够实事求是，从人性角度为弱势群体仗义执言，我觉得这个剧本确实看了很感动。主要是从人性的审视中看出共产党人的情怀，这个视角还是比较少见的。

该剧结构很紧凑很流畅，也很符合戏曲的一线贯穿到底的结构，没有太多的事件，紧紧抓住兵灾家属治沙，这样的表达方式我觉得很流畅，衔接得也很准确。我也觉得这很符合芗剧这样一个剧种的特点，包括王文胜的台词也很有地方特色，对谷文昌的人物塑造没有陈词滥调，写得很朴实很亲近，很接地气，很感人，我觉得这就是剧本成功的地方。还有一些人物细节也非常好，包括像刘技术员、黄阿婆、海姑、海蛎嫂……尤其是海姑这个人，还写出了谷文昌这个人内心的矛盾纠葛，他也觉得为这个人平反可能会连累到自己。他不是神，他也是个凡人。

不足的地方我也简单说一下，在头两场戏，我觉得不如后几场，最明显感觉是谷文昌的性格形象没有出来，最主要是写得软了，那种很鲜明、血性的东西没有。居然可以不经过县委书记的批准就抓海姑，这是不合常理的。剧本一开始写谷文昌这个人的血性不够鲜明，这个县委书记是河南人，从部队下来的一个副县长，可以不经过他的同意就批斗，这好像没有写好。第二个在对敌伪家属平反过程中好像写得太简单一点了，地委绝大多数不同意，只有他一个，这个就带了一下，写得太简单。县委不同意，怎么一下子就行了呢？这个过程可能还要稍微写一下。还有刘技术员这个人很重要，贯穿全剧，刘技术员这个戏我觉得前面的铺垫不够，后来突然出走。前面观众看他也不是重点，焦点是在那些兵灾家属身上，突然刘技术员出来，这可能前面要有铺垫，前面贯穿得不太够，比如前面受到很多委屈，才有后面的动作。这是整个戏突转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显得很突然。还有尾声很仓促，谷文昌的性格不是很鲜明，可以把他的性格层次更丰富一些，包括情感上更丰富、鲜明一点。总的来说，我对这部戏很有信心，当时我刚看第一稿，这个戏好像太单薄了一点，但是认真一看觉得非常好，切入角度，有别于其他的作品，有别于《焦裕禄》，从人性的人格魅力来写，很感动人。

王评章（365bet官网：艺术研究院原院长、研究员）：

这部戏我看完后有几个印象，一个我觉得戏还是顺的，角度很好，刚刚几个老师都讲到了，不只是写种树治沙，如果这样写就跟《焦裕禄》非常相似，我个人觉得这样是可以的。我觉得这样写主题可以获得真正的价值。一般这样的戏都是没有冲突的，但是这部戏是有冲突的而且很尖锐。现在写先进人物一般是好人好事，人物内心没有选择、没有深度，但是这部戏有。第二个我注意到戏剧性和戏曲性。比如几个场面和情景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第一个是要开批斗会，也把戏剧的矛盾冲突卷起来。还有一个是谷文昌的县委班子争论，还有家中跟妻子的争吵，要把该写的写清楚一点，然后东山是一个渔岛，喝鱼汤是非常正常的。老太婆说的话谷文昌非常感动，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变得很困难。我们的配额是定额的，你突然多出来的这些东西是不是省了别人的口粮？

希望加强有几点。第一，我感觉时代背景仍然不够强烈，那个时候敌特还有海防的监视意识不够强，当时的斗争是非常尖锐的，台湾经常派特务过来，莆田的南屿经常有水鬼上来。当时来讲敌特的特征也是很明显。我1978年上大学的时候，还要到厦大海滩巡视，叫大家用沙子把身子堆起来，那还是改革开放之后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写得不够，特别是东山岛是解放后发生的战斗，也是唯一的一个与国民党的战斗就在东山岛。所以除了地理形势之外，台湾蒋介石肯定是说只要攻得上就要在这边住，我觉得站不住的原因是除了坚决打击的原因外，这个跟谷文昌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应该说在当时我们是合理的，有一个非常恐怖甚至严酷的阶级斗争的背景，但是阶级斗争是高于一切的，斗争决定了肯定是这个样子的。为了这种东西我们必须不择手段采取一切来防范危险。要把这个背景写透，我们的政策就是合理的，要把这个政策写透，戏剧性才会出来。我们的政策要写得尖锐和扎实一点，这样才能把不合理的政策里面的合理性充分地展示出来。然后我们再把政策的不合理性再勾出来，就是鲁迅讲的“从清白当中抠出罪恶，从罪恶当中抠出清白”，这样才能有力地表达出人物的特点。

第二，东山的特殊性能不能加强一下？因为东山当时有一万两千多人，被抓走四千多人，三分之一的人口被抓走，也就是东山所有的青壮年男性全部被抓走了，每个家庭如果三个人就要抓走一个人，这个力度非常大。所以家家户户都是有哭声的，家家户户都是充满绝望的，这是东山岛有史以来空前绝后的灾难，有许多的寡妇村。这个事情就发生在寡妇村，你要写的明显一点，毕竟人家不知道，就写寡妇村，从那个灾难写起，真的是有许许多多的寡妇村。特别是因为地理经济的因素，她们可能大部分人一辈子只能成为寡妇了，男人都被抓走了，东山岛又很闭塞，很多女人真的要终生成为寡妇了，而且有的寡妇连子女都没有。另外东山岛是一个渔岛，农业根本不行，后来有了一点点农业，现在的农业也成不了支柱，仍然是一个渔村。所以打渔的男人不在，女人是看不到希望的。我觉得这些已经是够惨的了，是东山人民空前绝后的灾难，但是我们还要再加上政治上的歧视，被监管，被打入监狱，包括政治上的压迫，这是雪上加霜。这个时候她们过的生活应该说比国民党统治时期还要困难。

第三，我觉得我们改就要改这些东西，要面对这些东西，这些都是事实，这样才有利于我们的创作。为什么我们说要好好写《焦裕禄》？因为焦裕禄就是敢面对事实，逃荒的问题，改变国家的临时政策，应该怎么报数据才能够准确地反映兰考人民的困难，但不管怎么样他都踩到政策的红线，《焦裕禄》这部戏是非常有政治技巧的，是经过成熟思考的。东山岛的人民当时是过得很惨的，但是时代的特殊性，监视的背景应该成为戏剧的形式，这样戏剧的架构就出来了。谷文昌让人感到和《焦裕禄》不一样的地方，他身在人民中间，看到老百姓的挣扎，看到应该有的和不应该有的灾难，看到寡妇村令人绝望的形势，看到了老百姓雪上加霜的一种灾难。所以我觉得谷文昌是非常有感情的，他是含着悲伤和悲痛来看这些寡妇的，所以我觉得他是有史以来最懂得、最同情、最爱惜东山百姓的人，敢于踩踏政策的高压线，敢于奋不顾身，真的非常难得，他关心这些兵灾家属胜于关心他的妻子和儿女。所以这个时候东山人民才真正当家作主，才成为有政治身份的人，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我们一直在传颂“未祭祖宗，先祭谷公”，没有他的努力，没有他争取到政策的调整，东山人民还要在严酷的高压政策下挣扎很多年才能够翻身。所以那一代的东山人永远也不可能忘记他，永远不可能不对他有感激之情，我觉得这个背景可以加强我们理解谷文昌。除了人性方面的情怀以外，谷文昌是一个特别有政治智慧的人，他解决巨大的政治困难有招数、有智慧。他应该是最早发现一旦东山百姓定为匪徒的话，政府就把自己置身东山百姓的对立面，把百姓推向蒋匪，把百姓推向敌人，就要时刻提防他们会不会成为敌人的内应。从匪徒改成兵灾非常好，我们受了兵灾伤了自己，百姓这一政治身份的改变，使得政策有了一个软着陆的台阶，而且让老百姓有一个无形中转弯的台阶，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即使是历史机遇如果出现这样好的契机和转折点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事件，我觉得我们现在用得不够足。因为这个转折是从“非”到“是”的转折，是一个180度的转折，但是这个转折是具有温情，是一个有担当、有情怀的人才能够想出来的，在这点上我一直觉得谷文昌这个人跟焦裕禄不一样。

第四，我觉得谷文昌政治上的人品非常好，在当时高压的政策背景下，当人民利益和党的政策发生矛盾的时候，谷文昌确实体现了一个党的干部在政策和人民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坚持自己的立场，或者说是在时代的政治需要之上，国家利益之上，还有人民的利益，人民的需要，在绝对的革命原则之上还有绝对的人民原则，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讲的革命的初心，革命的本能。每一个干部都能实事求是，都能解决时代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又能够执行政策、改变政策，在党性和人性特殊的对立当中寻找其中最根本的内在一致性。能够找到这种东西，能够找到时代政治无解的转换方法，这才是党和人民的好干部，有担当，不僵化，有智慧，真正能够为老百姓分忧解难，这样党的政策路线才能够不断地完善执行。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切入我们的主题。谷文昌这种奋不顾身的精神让我非常感动。

最后一点讲讲谷文昌是革命战争时期培养出来的初期干部，这批干部他们有对党负责的高度的政治性和原则性，但是又有古代父母官对百姓的慈爱、关怀和责任，是两种文化的交叉，比现在的干部更加优秀，因为他们是从旧转到新的。他们有临时处理战场的能力，所以他们很灵活，他们有朝气，帮国家创造一个时代，是真正以人民为中心的干部，是有不朽人格的。他们身上有我们现在干部所没有的人格魅力和人性魅力。我觉得像这样的干部一点都不比我们历史上记载的清官、仁吏弱，他们这些人也是中华文化中宝贵的财富。如果能够在这几个方面重视一下，把你们现在写的再丰富一下，把戏剧再鲜明一下，把人物性格再丰富一些，可能会再突出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