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冠与文化依赖性——《画网巾》创作谈

文/戴先良

汪曾祺问任志秋：“谭富英有什么好？”任志秋说：“他像个老生。”汪以为这是句很妙的回答，很有道理。唱老生的的确有很多人不像老生。我写剧本若说有什么糊涂念头，就是希望写的一两个戏能搬上剧院的舞台，观众看完后说句“这像个戏”，则于愿足矣！

要做到“像”个戏不是件容易的事。新时期以来，戏曲文学是福建戏剧的长项，编剧队伍强大，能够厕身其间，与有荣焉。只是凭着看了些鸳鸯蝴蝶派通俗小说的经验和文学上三脚猫的功夫，拉拉杂杂写了几个本子，除了混艺研院几餐饭吃，实在无一可观。曾和一个编剧朋友聊天，我说：“戏这玩意，我爱他，他不爱我。”就这么单相思了几年，仗着皮厚，屡败屡战，总算也积累了些经验，但离“像个戏”还远着呢。

《画网巾》是应省二十七届戏剧会演征文写的本子，离征文截稿时限还有一两个月的时候开始动笔，那时候我刚从县文化部门借调政协编篡文史资料，两边兼职，一心几用，苦不堪言。好在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把领导安抚好，其它事暂且搁置拖欠，专心写完了这个本子。写的时间不长，构思的时间却不短。2016年泰宁梅林戏剧团为会演找剧本，和我约了稿，本土题材容易讨领导欢心，规定了应制范围，我开始爬梳史料。对于桐城派古文，我曾花过一番心思，想起吾家戴名世老前辈有篇《画网巾先生传》，影响颇大，其中有涉及泰宁的记载，于是重新找来翻读，当欣然有所得，仿佛老眼昏花者在太阳底下捏住一个跳蚤：就他了。

《画网巾先生传》记载清军入闽后，有位士人携同两位仆人藏匿邵武光泽山寺中，被清军捕获，没收了他们的网巾。主仆三人于是用笔墨在额头上互相画网巾，大家都称士人为画网巾先生。顺治七年，清军提督杨名高将画网巾先生带到泰宁，说：“你现在降我，还可以免死。”画网巾先生不从。清福建总兵王之纲千方百计探问他的姓名籍贯，他回答说：“吾忠未能报国，留姓名则辱国；智未能保家，留姓名则辱家；危不即致身，留姓名则辱身。军中呼我为画网巾，即以此为吾姓名可矣！”最后结果是处死在泰宁的杉津。据说其墓地民国年间还在，学校每年都要组织学生清明去扫墓。

这段事迹见载于李世熊的《寒支集》、凌雪的《南天痕》、吴伟业的《鹿樵纪闻》、李瑶的《绎史摭遗》、倪在田的《续明纪事本末》、张岱的《石匮书后集》、徐鼒的《小腆纪传》等十余种文献中，其中尤以戴名世所作为著。

初衷原本是想要写个小人物式的英雄，按行当最初给主角定的是丑，心想目前舞台上还未见有以丑行来刻画英雄人物的前例，便想在这方面有所创新。写着写着就感觉不对劲，于是成了现在这样的面目。记得有一次听陈欣欣老师讲课，说到人物的背叛，这算是一次体验了。

在设定“画网巾”的人物性格方面，曾花了大量的时间进入他的精神世界。从史料来看，“画网巾”是个具有偏执性格的人，他让我回想起曾经看过的一部香港无线电视台（TVB）的电视剧《追日者》，其中的主角雷文凤即是具有偏执性格的人。这样的人很执拗地存在于自己的世界观之中，假如是他认为对的事，他会狂热和坚定地执行，并加诸他人。于是给予社会的普遍看法是：这人是个疯子，是个狂夫，是个不正常的人。其行为滑稽并且荒诞，殊不知在明末的乱世，一切社会秩序和价值观皆已失常，不正常反倒成为了正常。从这一性格出发，于是生发出第一场当众人排斥他，他还要想法混进文庙进谏，第二场严氏磨房劝夫被他反将一军，第四场苦劝学童而至于狰狞和为佛像戴网巾，第五场因意志不坚定而怒打僮儿等一系列偏执极端的行为，到第六场面对死亡坦然无畏也就顺理成章了。

其狂夫的举止是打上了历史烙印的。明清易帜时期士人的张狂，又决然不同于魏晋时期。魏晋士人清狂的焦点主要在于逃避政治压迫，追求个性的解放和风神的铸造，明清之际士夫悖俗的行为大抵染上了家国兴亡的底色，其呈现出来的是悲愤、焦虑、忧时伤世甚至绝望的情绪。

我想尝试着写出“画网巾”性格的变化，以求其行为产生的轨迹。清兵未入闽之前，当他还抱着一丝希望的时候，他的性格是焦虑的、张狂的、忧时伤世的，一旦清兵入关，家国之痛让他了无生望，这时候他表现出来的是悲愤、绝望和心底对衣冠深深的迷恋，也即是对文化的依赖、对信仰的依赖。他的对抗表现得相当刚强、激烈和绝对，而考察他行为的源头，会发现他内心深处是一种温润、精致的汉文明在作祟。文化是具有依赖性的，既定的思想、习俗、礼仪、文字等构成这一整体，出于这样的依赖性，有了“与生俱来旧模样，由容蛮貉作主张”，有了汉家“幅巾大袖”与满清“箭衣缨帽”对比的一段唱。（主角死于文化依赖的消亡，僮儿死于主人、主母依赖的消亡）“画网巾”所谓的“懒”实则也是一种对依赖心的坚守，（懒字从心从赖）是君子的有所不为或不屑为，是一种精致文明对粗糙文明的反抗。而由“南方之强，宽柔以教”引出的“此地有餐霞卧雪之士，山林高标，风雅精赏，虽一器之微，亦极其工巧。想那胡风番沙，将华夏文物摧折殆尽，是教人怎堪侍候啊！”则是主角画地为牢式的文化自傲心境的披露。

因为就职于客家区域，曾与人讨论客家文化当代的意义所在。历史上但凡南北战争，无不以南人的落败而告终，于是在钢刀和铁蹄下中原的汉人不断南迁，携带着汉文明不断地南挤，在东南一隅层垒起汉文化的遗存。与北人相比较体现得最明显的除了生理上身高体魄的差异外，还有宗族文化与民间信仰的兴盛。南方之强在“宽柔”，但不靡弱。剧本第二场有严氏赠玉的情节，本想以玉喻指南方遗留的汉文明，可惜结尾匆促，未能加以发挥。

王之纲、江申来、严氏三人的形象是通过与“画网巾”的对比来塑造的。“非我族类遭忌妨，保不齐秋后算帐”，历史确实是这样，王之纲原为明总兵，后因结交内监吴良弼被革职流放，死于途中。清代总兵受提督节制，王为北方汉人，率清兵以攻汉，会不受掣肘？他内心的痛苦只有他自己晓得。

江申来与“画网巾”的矛盾聚集在什么是“儒”上，江初以端方拘谨来框定儒者，以服从的奴才自居，一旦国破，既得的权贵利益消失，立马摇身一变，又向新主兜售他的迎合之术，而美其名曰：通达。在这类人眼里，中庸变成了平庸，变成了处世无原则，适己则从之。这样的群体在我们的身边也有，有时候占了主流，他们用攀附、虚伪、贪婪、谄媚在我们的身边织成一张大网，让人喘不过气来。而偏偏又将之粉饰为宽容、进取、服从，未经深刻的甄别，直接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垃圾作为养素，并且以之为据点攻讦矫矫不群者。当乡愿横行，社会猛灌心灵鸡汤的时候，君子的圭角和义方已不再需要。少数几个真挚的人只能在这样的寒冬里抱团取暖。“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人心思想的可怕，天理道心的幽微，如果没有敬畏心，谨慎地辨别，以坚定的意志付诸实践，其结果不可想象。

楼宇烈先生认为中庸不是无原则，恰恰是必须有原则。（《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儒者崇尚中和之美，而在明末，一大批的儒者都作出了激烈而怪涎的回应。赵园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里写道：“明末及易代之际是一方大舞台，由后世看过去，其上的人物动作，似多有夸张。即使一时大儒，如黄宗羲的袖椎刺仇、李顒的狂号为父招魂，都不免于‘戏’。顾炎武粹然儒者，其卜居华下，也有在后世看来不免夸张的动机。但换一种眼光看，又会令人惊叹于其舞台于其舞台语言的强烈性与丰富性，那严肃中寓有的浪漫，端谨中隐含的夸张放涎，或许正是表达式的匮乏，刺激了‘创造’的冲动的？”儒家的中庸、中和绝不是一潭死水，在易代鼎革之际强烈的刺激下，必诱发出潜藏的波澜。

严氏作为“画网巾”挚亲的人，深知他狂狷的性情，生怕他在外滋事惹祸，于是设下了磨房劝夫的计策。磨房互劝是我比较满意的一场戏，推磨、牵驴等等行为可以构成舞台动作，传统戏里头不乏这样的例子。严氏在被池凤阳掳掠失节后，才明白宽容忍让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处世法则。国亡家则辱，家辱人岂全。我喜欢她临死前大彻大悟后咬破手指为其夫画网巾，喜欢她的两句唱：“斑斑血痕到地府，再认取这颗好头颅。”十足的丈夫气概，这两句词在写的时候几乎是冲口而出的。

僮儿的设立是用以衬托“画网巾”的。在文献上，随“画网巾”赴死的是两个仆人，今合二为一，改为一僮儿。文献上记载的降卒求清兵杀自己，我也将之有机地移至僮儿身上。这样于结构上剪去了部分枝蔓，使戏更集中些。

写王之纲的投诚与悔愧、江申来的趋附与摇摆、严氏的忍让与决绝、僮儿的怯弱与赴死都是力图写出一个活生生的人，人是立体的，谁也不可能一出生就是八路军。对于这些态度，“画网巾”后来是有所理解的，大势不可阻挡，他只想保存一份文化的尊严，当江申来前来劝降时，他只是缓缓地摇了摇头：降不了啊！真正的殉道者不需要宣言式的嘶喊。在这个戏里我没有花太多笔墨去写“画网巾”的面临死亡的心理过程，我觉得他既定的性格是偏执而坚决的，不可能有所犹豫和徘徊。

2016年艺研院在仙游举办编剧冬令营，剧本还在构思阶段，当时院线正播放美国电影《血战钢锯岭》，营友们关于“信仰”的主题着实热议了一番。之后我也进影院看了电影，对于信仰有过一些思考。中国到底有没有宗教信仰？康有为提出中国也是有宗教信仰的，与西方神道的宗教不同，中国是人道的宗教。他指出：“中国之人心风俗礼仪法度，皆以孔教为本，若不敬孔教而灭弃之，则人心无所附，风俗败坏，礼化缺裂，法守扫地。”（《康有为政论集·乱后罪言》)在世界的几大文明里，华夏文明是传承得最系统最严谨的，士对于儒家的信仰无待说，即民众的信仰也寄托在以儒家精神为基础的宗族和社会中。在儒家中和至正的主流思想之外，我们还有传承不辍的诗词曲赋、琴棋书画、园林建筑。在经历了焚书坑儒，经历了元、清的异族统治，经历了文革之后，文明之火种犹存，十分坚韧。余英时先生以为民国以后代表传统文化的“士”这一阶层将不复存，未免太过悲观，也许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随时准备燎原。有一年在北京，我参观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的几个展，其中包括古籍、书法、甲骨文、印章、玉器等文物的展览，手摹心追之余，不禁深深为华夏文明之灿烂所折服。我们所欣赏的并非是这“一器之微，亦极其工巧”的物质，而是附属于其上的文化之魂。“画网巾”之对待网巾这样的小物件斤斤不肯去，所吊祭也正是文化之殇、信仰之殇。

戴先良，宁化县文化馆三级编剧。